中国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对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在环境政治领域中出现,并迅速发展成为多元的思想论说.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欢迎.无独有偶,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美科学和工程界迅速兴起一门新的学科——"产业生态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又迅速兴起了对"循环经济"的关注.所有这些都表明,"生态现代化"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重视.但从当前环境社会学界和环境政治学界对"生态现代化"讨论的现实来看,笔者认为必须加快对生态现代化的实现途径与措施的研究,否则,生态现代化概念或思想本身对促进全球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这就要求突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台性的探索.本文结合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环境政策演变和循环经济发展历程,旨在梳理其对我国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启示,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约型社会提供有益的建议.     

论环境公共决策中风险沟通的法律实现——以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根据引发事件事实状态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事前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事后救济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所抵制的是有关环境风险的决策结果,实质上是在主张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认知风险的权利。着眼于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所针对的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主要运用理论分析、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实现入手,探究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的根源,寻求化解之法治路径。当前环境公共决策在结构和程序上呈现出封闭性,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被排除在外,其认知风险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实现,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社会可接受的风险共识不能形成,环境公共决策无法取得实质合法性,引发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增多。由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环境公共决策中专家的理性地位被动摇,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诉求更为强烈,其对风险的认知直接决定了对最终决策结果的认可和接受程度,政府无法独占风险决策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具体风险认知的共识以便决策结果获得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成为环境公共决策取得实质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化解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在环境公共决策过程中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为此,环境法应当将公众作为环境决策的合作者,要求决策者主动、全面公开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对公众意见给予及时充分的回应,寻求其理解和支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的风险沟通功能;通过程序性的设计促进风险沟通的实现,保障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当前有关立法已反映出对风险沟通的重视,但只是萌芽。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重点领域及实施建议

环境风险评估是防范决策失误对人群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重要决策辅助手段。欧美国家由于战略环评涵盖的决策类型较多,并且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反观我国,由于决策体制机制不完善,战略环评参与综合决策的广度、深度不足,缺乏规范的政策评估制度等原因,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总体较低。为此,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决策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当前正在实施的重大战略、主要规划及公共政策三类主要决策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应该开展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以及重大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实施建议。     

纳入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北大核心CSCDCSSCI

流域生态补偿是基于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沿课题。针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静态视角的局限性,文章在新空间经济学思想架构下,融合微分博弈理论,构建了包含水资源利用量上下游间配置变化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并通过模拟分析揭示了变化条件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旨在为推动和促进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①空间品质引致流域上下游间经济活动分布变化,而经济活动分布变化则引起上下游之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②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对流域生态补偿决策方式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从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看,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从全流域收益看,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动存在门槛效应,当低于门槛值时集中式决策方式更有效,当高于门槛值时则主从式决策方式更有效。③因应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动态调整上下游间生态补偿决策方式和环保投入分担比例,是实现流域收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④由空间品质内生驱动的“流域上下游间水资源利用量配置变化—生态补偿决策方式调整—地区水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地区收益水平的提升”的互动机制,是推动和实现生态文明时代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逻辑。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经由空间品质驱动的上下游地区间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流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

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金钥匙,是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色粮仓"战略、助力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协调海洋生态功能修复与经济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实现"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理论框架体系。首先结合系统自身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双重特征定义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概念——海洋牧场生态安全是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的资源结构和海域环境能够维持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整体平衡状态。然后从监管主体(政府部门、牧场企业、周边居民)、客体(牧场海域环境、生物资源、生态系统)以及二者关系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监测与评价机制、预警与决策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逐一分析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和解决思路。概括而言:监测与评价机制是底层机制,作用在于获取海洋牧场在资源结构、海域环境等方面的观测数据,并通过对其分析处理确定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状态;预警与决策机制是中层机制,作用在于通过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警情存在与否以及警情等级进行预判,制定并优选生态安全治理方案;控制与保障机制是高层机制,作用在于从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保证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工作得以顺利运行。本文提出的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对指导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保障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中国生态工业园初探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面临着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本文总结了世界生态工业园的理论与实践 ,分析了中国建立生态工业园的必要性 ,并从时间维、空间维、机制维、职能维等方面探讨了加强中国生态工业园的建设。     

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AI时代,算法以弥散性的方式迅速扎根生态环境领域,而且在不断深入与扩张。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借助自动化分析,内嵌环境决策各环节,决策效率极大提升,环境决策日趋算法化。然而,算法技术在提高环境决策质量与速度的同时,也将“算法黑箱”“算法霸权”“算法歧视”等基因性风险带入了决策过程,衍生环境决策失准、专业壁垒倍增、公众参与程度低等场景化风险。这种复合性的内生风险统一表现为政府信任危机、环境非正义加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悬置,因此,直接限制了算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功能发挥。究其根源,环境决策与算法在互动过程中,环境决策的公开性、风险性、社会性与算法的不透明性、自主性、资本性不乏对立、叠加及互斥。算法的介入,使得其与环境决策的属性矛盾,不仅无法得到及时缓冲,反而进一步激化。由此可见,规制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的关键在于调和环境决策与算法本质属性的矛盾。为此,该研究立足环境决策算法化所带来的“利”与“弊”,透析其衍生风险的内在逻辑,对环境决策与算法的本质属性进行适当的“扬抑”,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所谓的“扬抑”,本质上是对算法技术与环境决策制度内涵利益之衡量。由此,为确保算法在生态环...     

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影响

产业生态管理呼唤致力于改进资源效率和提高生态效用的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在产业生态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践领域的关注,但这种作用到底有多大尚缺乏定量研究.本文构建了由产业生态管理的产出和投入构成的计量经济模型,将产业生态效率作为产出变量,将环境技术创新、环境政策、环保投资和环保人员作为投入变量,考察了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主要省份的环境技术创新对产业生态管理的作用不明显,中西部地区的情况更为明显,而如果将工业创新力全部用于产业生态管理,则可大大削减环保投资、环境政策和环保人员的投入.由此得到结论:如何充分发挥环境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当前我国生态工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环境决策的伦理向度

环境决策是指决策在环境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即依据需求、偏好和价值观等一系列因素对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等多项行为进行思考和评估,进而选择出最优决策方案的过程。相比一般的公共政策决策,环境决策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延展性以及广泛的社会性等特点。其实质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利益的协调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它的深层根源在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化解这些多元价值冲突离不开伦理判断。在实际环境决策中,主要有功利主义、道义论和美德伦理三种伦理形式作为支撑,但是作为一种人际伦理,它们在处理环境决策问题时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局限与束缚。环境伦理是对人际伦理的一种深度融合,它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等多个层次的关系,主张环境正义、代际平等、尊重自然和环境协同等多项原则。其优势在于,它纳入了对动物、植物、整个生态系统的道德关怀,力图通过对自然内在价值的确立去消除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从而更能为化解多元价值冲突提供合理有效的判断标准和衡量尺度。因此,从人际伦理走向环境伦理,是应对环境决策困境的应然之路,也是其最终伦理归宿。环境决策需要环境伦理的指导,而环境伦理也必然要对当前的环境决策困境做出回应。     

港口发展与广州南沙地区的开发

当今世界 ,而港口功能的多元化发展 ,赋予了港口以及港口城市新的发展动力和机遇。广州南沙地区开发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 ,以港口建设为动力 ,以港口经济开发为重点 ,形成广州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新的滨海城市中心区 ,使广州由只有“云山珠水”的内河港口城市向拥有“山、城、田、海”的滨海城市转变 ,并进一步奠定其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地位。     

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经过六年多的研究,笔者认为: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两个方面。对不利影响只要认真对待,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三峡工程决策的制约因素。     

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热水资源丰富，具有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近年来，广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本文在分析广西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广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赣江源头流域植被变化的水文响应模拟研究

应用2个分布式水文模型（SWAT和Topmodel模型）,对赣江流域的源头--梅江流域20年内的植被变化所造成的生态水文响应做出了模拟研究。根据2个模型不同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模拟方案,使用SWAT模型模拟径流量的变化,Topmodel模型模拟汇流过程的变化。模拟得到的结果是：排除研究时间段内流域气候变化的影响,仅变换流域下垫面的属性,植被的变化对流域水文特征产生了明显影响,在整个梅江流域的范围内,2000年的年径流总量比1987年增加了146%;在其子流域--琴江流域,1995~2000年的7次洪峰峰值径流出现时间比1987年延迟,峰值径流量减少约5%。这说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该流域内进行的植树造林和国土整治工作,即江西省“山江湖工程”,对流域的生态健康具有良好的回馈效应。     

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

可持续经营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对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仅停留在企业的财务层面。而忽略企业的非财务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灰色关联度为评判准则。构建立了一个平衡兼顾企业财务和非财务状况、反映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模型。运用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进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评价方法的探讨。     

大城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对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区划分指标的模糊聚类分析，将南京城郊划分为８个类型区，并比较分析了各个类型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及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效益，最后指出：为了优化配置郊区土地资源，南京市郊区土地利用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综合利用，集约经营，增加投入，保护耕地，持续利用的措施。     

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构建与创新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城市水环境破坏严重。政府部门曾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环境，但并未有效解决污染问题。由于城市水环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家科技部在武汉市汉阳区启动“水专项”寻求有效的治理模式。由于采用新的制度安排，注重科学技术与管理制度的结合，明显改善了汉阳地区的水环境。“武汉水专项”的试验显示出市场机制在城市水环境治理这类公益项目中同样是有效率的。构建更加有效的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构建城市水环境治理运作机制的核心是在确保水环境改善的公共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水环境治理投入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城市水环境治理可以成为具有广阔市场和丰厚盈利的现代服务业.     

上海市多环芳烃排放清单构建及排放趋势预测

以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US EPA)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中16种多环芳烃(PAHs)为研究对象,仅考虑人为排放源,根据11种主要排放源排放数据和相应排放因子估算上海市PAHs年排放量。结果表明:2012年上海市16种PAHs的排放量约为447.8t,7种致癌性PAHs排放量为60.06t,排放密度为70.6kg/km2。从排放源看,炼焦用煤和民用燃煤是PAHs排放的主要来源,两者占总排放量的56.0%,天然气、炼油排放量次之。从排放谱看,萘(NAP)排放量最大,占总量的30.8%,其次为菲(PHE),致癌性PAHs占排放总量的13.4%。另外,PAHs排放以低环(2~3环)为主,占排放总量的71.1%,其次为4环的Fl、Py、BaA和Chr,高环的D[ah]A排放量最低。利用地区生产总值(GDP)和能源消耗数据拟合公式预测2020年能源消耗量,进而预测得2020年PAHs排放量约为356.57t。     

中国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设计

本文分析了我国脆弱生态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探讨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我国典型脆弱生态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腹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受全球变暖影响，青藏高原气候呈现出暖干化趋势。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对高原腹地植被生长具有消极意义，导致该区牧草质量和数量的下降。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加，更加重了资源环境与经济（牧业经济）发展的对立。本文对受气候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青藏高原腹地高寒草地逆行演替的原因及方式进行了分析。在些基础上，对气候暖干化模式下可持续的利用高寒草地资源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