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长沙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评价与优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滨水区开发已成为我国城市开发建设的热点。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对于合理、充分利用城市滨水区景观资源,塑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滨水区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在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调查、景观资源分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聚类法对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进行定量评价,提出景观资源优化思路,探讨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的途径。认为现代城市大规模滨水区更新改造和开发大背景下的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应尊重城市地域性特点、文化内涵和风土人情,并与传统的滨水活动有机结合,保护和突出城市历史格局和风貌特色。     

上海海派文化与水上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水上旅游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上海水上旅游产业目前处于城市滨水游憩到城市水上旅游的过渡阶段,其发展面临的是旅游、景观、生态、社区、文化等复合设计的问题。针对上海水上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形成的"一圈四区三带一岛"新格局,将上海滨水区从文化空间角度划分为观光环岛游、传奇外滩游、会展滨江游、活力节事游、田园环湖游、休闲滨湖游、古典园林游、娱乐体验游8个功能分区,并分别对其进行旅游项目创意。     

生境破碎化的法律规制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化的推进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所带来的生境破碎化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其所引起的面积效应和边缘效应已经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为改善生境破碎化的现状,仅仅从环境科学领域进行技术创新已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必须从立法上为生境保护提供完备的法律规制。我国现存立法中已有零碎的条款提出对生境的保护,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生境保护的主体宽泛、土地利用规划中未考虑生境的保护、对破碎化生境后的遗留问题处理不当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生境破碎化的法律规制：建立完备的法规体系、明确保护主体、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确立责任承担制度以及对已破碎化的生境采取补救措施。     

论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景观生态规划

本文综述了城市居住区绿地规划现状及趋势,指出景观生态规划的内涵及其意义,并进一步指出城市居住区绿地系统的景观生态规划的特征及原则。为了创造良好的环境效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本文运用景观生态规划的原理,遵循城市居住区景观体系的规划原则,从生态设计和景观设计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居住区绿地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新思路,并提出了较为合理可行的建议。     

基于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当前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研究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人类需求的角度出发,结合生态功能属性的不同,建立了基于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3类12项,即物质产品、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和景观文化承载功能3类。其中物质产品是指生态系统利用大气、水等组分以及光合作用等生态过程,将太阳能转化为有机质(生物量),从而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基本物质;生态安全维护功能是指生态系统通过一系列生态过程维护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物资源等生态安全的作用;景观文化承载功能是指生态系统因其独特的组成或结构作为美学景观、历史文化、科研教育等的载体功能。这种分类体系相对比较简单,易于理解与接受,同时有助于开展基于人类需求差异的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动态变化与供需平衡研究。     

基于生态角度浅析太原汾河公园植物配置

在城市环境恶化、人们对"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宜居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城市滨河公园作为城市公园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带状的形态、滨水区的特殊区位使其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承担起城市生态廊道的重要职能。本文以太原市汾河公园为例,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上对太原汾河公园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进行现状问题分析,并从生态学的角度探索最佳植物配置方式。     

花桥典型地块景观格局及植被群落结构指数评价与制图研究

自然过程是规划过程的重要维度。与中国法定规划体系相衔接的生态单元分类、评价系统的构建,是生态研究与城乡规划之间的一座桥梁。选取昆山花桥为研究对象,以2010年Landsat遥感数据TM影像图为主要数据源。在城乡生态单元制图的基础上,从区域景观格局的宏观角度分析城市化、乡村以及城乡交错带三类典型地块的生态用地特征。研究表明:城市水体形态过于笔直、公园绿地分布过于集中,城乡交错带水体破碎化严重、人工景观呈集聚状的发展趋势,乡村地块水体受农业活动影响严重、农田景观应重点保护等。进而从微观角度进行植被群落结构指数评价,作为生态信息的重要补充。根据植被指数图谱可得花溪公园附近的植被群落结构指数较高,河道两侧的线性连续性整体尚佳,植被群落结构丰富,而道路两侧的植被较为单一等。旨在提供一种城市生态评价体系,从宏观到微观,从生态格局分析到植被群落结构评价,希望能更清晰的反映不同区域之间的生态价值差异,为城乡绿地系统规划提供生态基础性数据。     

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途径

 综述城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和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进展,认为城市湿地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必须对其进行具有前瞻性的景观生态规划。分析景观过程和景观格局相互关系,结合目前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多流于现状的局限,提出基于景观格局演变的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途径,将城市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和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结合起来,使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包含时、空二维信息。该途径提出的目的是使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更具前瞻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起到更大作用,并对构建城市湿地景观生态规划研究理论框架有积极意义。     

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探讨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和乡村的交错结合带，是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区域．科学地规划好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和乡村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分析了该区域乡村景观功能的科学定位问题．探讨了乡村景观生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城市边缘区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景观生态建设：①以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理念推进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建设。并注重地方特色景观的保护；②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与建设的合理模式，实现城市和乡村优势互补、协调发展；③改变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推动城郊型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建设；④合理开发城市边缘区景观生态资源。发展城郊生态旅游；⑤绿色景观建设；⑥景观廊道和网络建设。     

城市边缘荒漠化景观整治研究

被列为生态危机之首的土地荒漠化问题,已严重危害到我国城市安全.本文在分析我国荒漠化危害、成因、学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以毛乌素沙漠与榆林市西北交界区域景观规划试验为例,提出景观规划作为整体调控指导,结合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力发电等多种学科,以可持续的生态方法治理城市边缘荒漠化、保护城市安全的同时,拉近该类型土地与城市、市民的关系,建立集保护城区、优化环境、教育、游赏、科学实验于一体的"沙漠一城市"边缘景观.景观整治运用措施主要有:风电先行,为城市长远建设提供资本;选取当地以及沙漠适生植物,对荒漠化程度不同的土地以及盐碱地进行生态恢复、固沙防风治理.在田林防护系统、田林恢复系统、沙地经济植被区、固沙植被区、盐碱地植被修复区、大漠公园、管理中心、风电厂和风车矩阵构成的防护规划体系中,科学地经营以自然环保观念为主导的地域性生态旅游业,加速当地城市发展良性循环系统的生成.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偏好研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统筹区域发展多元目标以增强对区域发展的指导力和约束性,因此全面了解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政策目标偏好,能为优化规划技术方法和改革规划管理体制提供政策参考。鉴于此,本文在分析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多元目标及其关系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进行词频挖掘构建目标偏好测量维度及体系,进而对两轮省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文本进行目标偏好的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多目标规划,通过内容分析法可以构建由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目标构成的目标偏好测量体系;(2)从目标偏好排序来看,三大目标中社会目标始终是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首要偏好目标,生态目标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次要偏好目标,经济目标排在最后;同时相比上轮规划,本轮规划耕地保护子目标次序提前,土地整治子目标次序推后;(3)从目标偏好程度来看,社会目标的首位偏好程度有所下降,但其中耕地保护子目标的首位偏好度明显上升;生态目标和经济目标的首位偏好程度基本不变,总体而言本轮规划三大目标偏好程度的差异缩小。研究结果说明,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始终坚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社会目标偏好,符合其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主导的部门规划的定位;虽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目标的偏好程度差异缩小,但其若要在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通过优化规划技术和改革规划管理体制进一步均衡经济、社会、生态目标,以承担起统领全区域空间发展的要求。     

略论我国长江渔业资源的法律保护

从我国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角度出发,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着重在立法上从不同层面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长江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初步形成了长江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了长江渔业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的趋势,最大限度保证其可持续利用。阐述了长江渔业资源现状、地位及破坏长江渔业资源的几种因素、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肯定长江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在保护长江渔业资源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长江渔业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及立法工作的不完善,决定了长江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随着长江渔业资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立法力度的加大,长江渔业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也必将日趋完善。     

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下生态补偿的法理溯源与制度重构北大核心CSCDCSSCI

目前中国生态补偿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法理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对政策和法律层面运行逻辑的混淆,公法原理与私法原理的杂糅。生态补偿政策与法律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政策和法律视角的生态补偿制度现状与原理,并以公法和私法原理解释其制度逻辑,从而探寻法理基础。生态补偿政策的异化根源于传统国家治理体制,目前以“项目制”行政拨款和治理方式为基础,地方将中央拨付的补偿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后收到环境保护实效的同时,消解了中央拨付资金的意图。在法律层面,生态补偿并未产生规制行政权力以及调节私人利益的制度效果,导致法律调节长期被政策所主导,处于“失语”状态。生态补偿的法理探讨应当区分公法规制与私法调节的范围,在公法层面确定规制行政权力的基本理念,拓展行政补偿的理念与实体制度范围,并将其应用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中;私法层面,应当在遵守公法设立的管制性规范的前提下,承认一定良好程度的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可交易性,进一步发掘合同法、物权法以调节个体环境利益的制度空间。在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方面,政策层面的生态补偿应在明确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地方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空间,法律层面应以立法为核心,行政补偿进一步精细化,私法相关制度应体现“绿色”理念。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的生态补偿制度各自发挥功能,避免出现互相交织的局面,同时也为正在推进的《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下生态补偿的法理溯源与制度重构

目前中国生态补偿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法理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对政策和法律层面运行逻辑的混淆,公法原理与私法原理的杂糅。生态补偿政策与法律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政策和法律视角的生态补偿制度现状与原理,并以公法和私法原理解释其制度逻辑,从而探寻法理基础。生态补偿政策的异化根源于传统国家治理体制,目前以"项目制"行政拨款和治理方式为基础,地方将中央拨付的补偿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后收到环境保护实效的同时,消解了中央拨付资金的意图。在法律层面,生态补偿并未产生规制行政权力以及调节私人利益的制度效果,导致法律调节长期被政策所主导,处于"失语"状态。生态补偿的法理探讨应当区分公法规制与私法调节的范围,在公法层面确定规制行政权力的基本理念,拓展行政补偿的理念与实体制度范围,并将其应用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中;私法层面,应当在遵守公法设立的管制性规范的前提下,承认一定良好程度的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可交易性,进一步发掘合同法、物权法以调节个体环境利益的制度空间。在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方面,政策层面的生态补偿应在明确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地方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空间,法律层面应以立法为核心,行政补偿进一步精细化,私法相关制度应体现"绿色"理念。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的生态补偿制度各自发挥功能,避免出现互相交织的局面,同时也为正在推进的《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制度分析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问题是农村发展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相关政策体系应在系统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评价。基于制度理论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等三要素分析框架,借助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本,并以2013和2014年在苏北地区的调查结果作为例证。在宏观层面,首先从五个维度对中国240件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文本形式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中国权威部门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部分法律亟待修订;在政策效力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制定主要是以职能部门为主;在政策主题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范围和层次有待扩展,政策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在政策体例维度上,原则性的政策较多,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较少;在特别说明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微观层面,根据政策的权威性、时效性和影响力,选取了其中12件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利用制度分析框架对这些政策的文本实质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中国现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中存在规范性要素较多且结构不平衡;规制性要素总量不足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主动性较弱;文化-认知要素缺乏且缺少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宣传教育等问题。最后,从提高规制性要素总量,增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主动性;平衡规制性要素结构,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重视文化-认知性要素,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宣传教育等三个方面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CLUE-S模型的湿地公园情景规划——以南京长江新济洲国家湿地公园为例

基于计算机模型的湿地公园规划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多情景等优点,可以为规划研究提供初步方案的评优和选择。将CLUE-S模型运用到湿地公园规划中,结合生态保护情景和旅游开发情景的设定,对新济洲湿地公园进行2020年景观格局模拟预测,最后从湿地鸟类穿越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角度,对两种情景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对CLUE-S模型在研究区的适用性进行验证,经过计算,模拟的精度检验指数Kappa值为0.763,表明CLUE-S模型用来做新济洲湿地公园景观格局变化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可靠性;(2)土壤有机质含量是推动新济洲湿地公园景观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因子,其影响力度远远高于其他因子;(3)通过建立MCR模型可以发现,两种情景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对于生态保护情景需要注意的是拓宽湿地鸟类穿越廊道,减少最小累积阻力路线生态缓冲区内的人为干扰。而对于旅游开发情景来说,构建整体的生态串联性则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在中部大阻力区域为湿地鸟类穿越开辟一条良好的保护通道。     

德国空间规划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空间规划的概念、规划原则、规划体系及其法律基础等进行初步研究,总结了德国空间规划的特点。德国空间规划体系与相关法律体系结合紧密,清晰完善,既有法律规定的三大层面的综合空间规划,又有针对不同问题受不同相关法律约束的专项规划,既有具法律效力的正式规划,又有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的非正式规划;各层面和各类型规划责任与目标明确;与之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在整个规划体系中,贯彻可持续空间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并且从规划的制定到实施注重公众参与。德国空间规划的这些特点,对我国的规划有借鉴意义,对目前我国规划体系中存在的如法律基础不完善、规划体系比较混乱、各种规划间缺乏协调与整合、区域间空间发展及规划间同样缺乏协调以及规划缺少公众参与等问题提出了改善的可能性和建议。     

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的变迁研究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我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的政府规制变迁历程进行回顾,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加强资源保护的规制建立阶段(1978-1984);完善资源保护的规制强化阶段(1985-1998);促进资源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的规制完善阶段(1999至今).在对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每一阶段政府规制的内容及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文章指出中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政府规制变迁的特征是:规制内容重点从注重保护向促进开发变迁,规制的绩效受到政府管理体制的制约;政府规制变迁的规律是:规制变迁的动因是公共资源依托型旅游景区(点)资源经济价值的日益凸显;政府规制变迁的瓶颈是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法分离;政府规制变迁的趋势是:更加关注景区(点)资源的社会价值,在法律上界定景区(点)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关系.     

旅游发展价值取向与制度变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启示

通过对旅游发展的价值取向与管理体制分析发现,美国国家公园体系让国民享受到保护较好的遗产资源和舒适生态的游憩环境,国家公园提供的国民精神教育与实在的公益性服务提高了国民的凝聚力。相比而言,我国国家级保护区体系缺乏统一协调的发展理念、管理部门职能交叉、法律基础薄弱、管理及维护经费无稳定保障、公共服务意识缺失。因而,我国必须改变保护区内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旅游发展价值取向,建议对现有制度作如下调整：严格规范准入机制,重新梳理国家级保护区名录;完善现有立法,切实保护各类具有国家意义的遗产资源;逐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形成统一化管理的国家级保护区体系;启动淘汰机制限制保护区的数量扩张,将中央财政集中到确需保护的保护地;推出原住民资助计划,推进文化保护与社会公平;提高保护区体系从业人员素质,为各保护区建立具有科学性和教育性的解说系统,发挥国家级保护区体系对国民精神教育的重大作用.     

江南水乡古镇城市化倾向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以乌镇、西塘、南浔三镇为例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江南古镇不仅在传统景观、人工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古镇的功能上持续发生演变,而且体现出水体景观艺术化和水网功能的时尚化、开放空间利用方〖JP2〗式的城市广场化和公园化、古镇居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和多样化、现代城市商业街模式和行为商业化,以及现代生活与传统物质空间之间的冲突等严重的城市化倾向和特点。立足于古镇的原真性保护,在城市化过程中古镇应保护和延续农业社会聚落特征,强化古镇时空异化过程;规划景观遗产隔离廊道,保护江南水乡区域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保护古镇水乡文化的原真性,营造和谐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体验;合理调控容量,降低聚集密度和强度,控制服务设施和规模,再现诗意生活场景,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