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及其规范

排污权理论的产生是对环境认识深化的结果。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的结果必定要求进行排污权交易。目前我国应根据个案试点的经验,建立和完善排污权交易市场,加大污染治理的力度。     

区域排污权交易模型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排污权交易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区域污染权交易比传统的排污权交易意义更大，并提出排污权交易地区交叉补贴的设想：将发达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所得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解决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乏力以及对发达地区的二次污染和发达地区环境容量资源短缺问题。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假设下，通过建立不同地区排污权交易模型以确定排污权交易总量及其交易价格以及交易所获净增纯收益等。太湖流域由于经济最为发达，环境问题十分突出，是目前我国最适宜率先进行区域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地区。通过假定太湖流域无锡和常州两市进行排污权交易，并利用两市1991—2000年的环境统计资料等相关资料进行了验证。计算结果表明区域排污权交易不仅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而且也是协调环境区域矛盾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同地区间进行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太湖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收效尤其明显。     

从排污权交易到用水定额交易

本文在排污权交易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针对目前供水形势紧张的状况,首次提出了用水定额交易的概念以及实施的基本思路。     

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市场导向的流域生态补偿措施是政府补偿机制下的对流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重要措施,市场导向的补偿措施之一是构建基于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目前这一体系的理论构架尚未建立。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碳排放交易体系来构建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探讨对中国现阶段以政府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流域生态补偿进行补充。本文在借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三阶段改革内容基础上,结合水污染排放特征,构建了流域内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并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基于考察流域内上、下游排污企业进行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在动因,从理论层面分析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研究表明,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样可采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其基本要素包括水污染排放上限、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式、交易保障体系、法律基础等;水排污权交易市场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充,形成了"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机制有效补充"的协同模式;上游地区企业获得的生态补偿主要源于分配得到的水排污权,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上游地区污染减排。最后,本文提出水排污权交易市场体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进:制定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界定排放权的所有权和可交易性质;水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定位仅是对现有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补充,决不能忽视政府补偿在生态补偿中的主导作用;水排污权交易不局限于某个地区内部,而应该分流域建立水排污权交易,从而实现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需兼顾补偿与惩罚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污染减排。     

排污权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

本文从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排污税、直接管制政策的比较入手 ,通过理论分析 ,论述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现污染控制目标和降低污染治理成本方面的优越性以及这一制度在我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已具备的条件。     

环境管理走向市场经济的可喜尝试：对排污权交易的认识与思考

自1987年开始,上海在水源保护区和准水源保护区内,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相结合的制度,对排污单位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统一颁发排污许可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可以在区、县范围内综合平衡;一切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污染物排放量,必     

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配额—交易”模型——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比研究

通过排污权交易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的对比研究,探索我国现行新增建设用地指令性管理的改进方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排污权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在实行总量控制、具有经济价值、单位配额的产出不同等三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实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总量控制的框架内引入类似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我国新增建设用地指令性管理体制改革的选择方向。同时,进一步的理论证明也显示,引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交易机制,可以实现农地非农化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在此基础上,立足排污权交易和新增用地指标管理的差异性,借鉴我国地方政府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市场取向创新经验,参照国外排污权交易管理的"配额-交易"模式,建立了中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的一个理论模型,并阐述了其政策涵义,即目前可在设区的市的范围内,允许其辖区内的市、县基层政府之间进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通过适当的交易能实现新增建设用地的市场价值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最优。     

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系统的均衡及复杂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学者在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讨论中忽略了排污权交易对产品市场结构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体制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扭曲,必须对此加以研究.文章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古诺离散动态系统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均衡及其稳定性问题.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当排污权交易价格、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边际生产成本等参数发生变化时,纳什均衡点失去稳定性,经倍周期分叉后出现混沌状态.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越慢,厂商的利润越稳定;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边际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排放系数以及排污权交易价格等参数越大,厂商要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厂商对产量的调整余地也越小,厂商的利润相对稳定.     

期权理论在排污权初始分配中的应用

排污权交易是当前总量控制目标下最具潜力的环境政策,它兼有环境质量保障和成本效率优化的特点.在对国内外排污权交易和初始分配充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排污权初次分配中引入期权机制的尝试,并对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作了分析和讨论.     

排污权交易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

研究排污权交易演进的内在规律,探讨科学、有效交易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对于我国低成本地建立高效排污权交易制度具有现实意义。从排污权交易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埃奇沃斯盒形图”研究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构建的排污权交易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应涵盖了4个层面,最后运用规范的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排污权交易有效性进行评价,为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性评价标准提供思路,并期望能对我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设有所裨益。     

国际法与比较法视野中的水权研究

水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目前,许多国际公约、地区性人权公约已开始确认水权。许多国家将水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提升到宪法中加以确认。在欧洲国家中,如比利时、西班牙、法国、卢森堡、挪威、罗马尼亚、瑞士等,欧洲以外的国家包括南非、摩洛哥、尼日尔、新西兰、乌拉圭等。国际法、人权法和各国宪法承认水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然而,水权隐含着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一些国家并不希望支持这项权利。我国宪法并不承认水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财产法意义上的水使用权显然与国际公约、地方性条约与各国宪法中所普遍承认的作为人权的水权概念是完全不同的。2008年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主要是命令式的管理制度安排,对有关公民权利的内容仍然是倾向于义务性的.     

基于Divisia分解法的江苏沿海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随着江苏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的增长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碳排放呈增长趋势。为了研究影响江苏沿海地区碳排放的因素,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建立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了2000～2008年经济发展、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对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的贡献值和贡献率均呈指数增长趋势,能源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对人均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比较有限,经济发展是造成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为江苏沿海地区控制和减少碳排放提供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我国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根据1995～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碳排放增加速度高于城市化本身的增加速度,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放大碳排放量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二次项系数为正,意味着还不存在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同时,为了考察中国地区间发展的异质性,根据城市化水平由高到低分成4组区域,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基数越低,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越快,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的影响也就越大;而且,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也是碳排放的重要决定因素。鉴于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皖江城市带农田生态系统碳排放动态研究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农业灌溉、农地翻耕、农机运用、农作物收割后残留根系分解 7个主要碳源,测算皖江城市带1991~2010年农业碳排放量。结果表明：研究区农业碳排放总量从1991年的273万t增加到2010年的535万t,年均增长率为1035%,同时2010年其排放量约占安徽省碳总排放量的443%。1991~2010年研究区人均农业碳排放年均增幅26%,农业碳排放密度年均增幅584%,碳排放强度年均降幅3769 t/亿元。研究区农业碳排放以农作物收割后残留根系分解为主(占总排放量的5987% ),且化肥碳排放比重年均增长最快达1618%。各市农业碳排放量六安最大,安庆较大,铜陵最小,其中平均增幅最大为六安298万t/a,最小为铜陵009万t/a;碳排放强度最大为六安,较大为滁州,最小为铜陵,平均降幅最大为滁州64774 t/（亿元·a）,最小为铜陵19760 t/（亿元·a）;人均农业碳排放量最大为滁州,最小为铜陵,人均增加量最大为六安460 kg/a,最小为合肥039 kg/a;碳排放密度年均增幅最大为芜湖836%,最小为马鞍山345%。最后根据该区农业碳源的构成特点和动态特征,为其降低农业碳排放提出一些建议     

浙江省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05~2010年浙江省各县市区的社会经济数据和能耗数据,测算了各县市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了县域尺度下相邻县市区碳排放指标的空间关联性,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定量描述了各县市区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浙江省的碳排放总量从30 486万t增加到49 559万t。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也均呈增长趋势,且空间差异显著。(2)各县市区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和地均碳排放量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北浙东呈高高集聚,浙西南呈低低集聚。(3)人口和投资是影响碳排放总量的重要因素,且存在空间异质性。投资对浙西南碳排放的影响逐渐增大。     

江苏省13城市1996～2008年碳排放时空变异分析

运用秩相关系数、变差系数、曲线拟合等方法,以市域为基本单元,以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脱钩指数等为指标,对江苏省1996～2008年的碳排放时空变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1)近13 a来,江苏省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3%,2008年已达20 000万t;经济较发达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较大,但碳排放强度相对不大;经济落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小,但碳排放强度增加较快。(2)江苏省13城市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强度差异在不断缩小。(3)从人均碳排放看,江苏省及各市人均碳排放都随人均GDP呈线性增加关系,而南京、苏州、扬州、徐州作为各个区域发展较好的中心城市,人均碳排放随人均GDP增加最快。(4)从碳排放强度看,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拐点在人均GDP 25万元左右;但是各个城市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波浪型曲线关系。(5)从脱钩指数看,脱钩水平受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清洁技术水平的影响较大     

上海市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碳排放是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重要问题。利用1997～2010年上海市统计数据,分别采用改进的投入产出模型法、碳排放系数法核算了上海市居民间接和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分析了上海市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变化、居民消费碳排放的城乡差异、各部门对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结果表明:(1)1997～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呈逐年上升趋势,间接能源消费是居民消费的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居民消费碳排放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2)1997～2010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消费碳排放呈逐年上升,农村居民消费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碳排放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3)14个部门对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大小不同,其中文教卫生商务及其他服务、交通运输仓储及信息服务、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3个部门对城乡居民消费碳排放的贡献最大;(4)提高各部门能源利用效率、降低部门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引导居民向低碳产品消费的转变是居民消费碳减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可为上海市居民生存碳排放的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为政府部门制定碳减排措施、引导居民低碳消费提供理论指导。     

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与出路

从现在起到21世纪,农业担负着支撑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使命,完成一使命的唯一途径是确保农业的持续发展。作者在深入分析现阶段我国农业所面临的许多不利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农业持续发展条件,优化农业持续发展环境的可行对策。     

基于CVM视角的三峡国家公园管理制度研究

国家公园是被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然生态保护的有效模式,在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在中国国家层面得到重视,有关国家公园的学术探讨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运用CVM法测算三峡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对公园开发后保护和门票的支付意愿(WTP值),并对二者进行比较,从货币支付角度测度各利益主体对三峡国家公园的重视程度。然后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利益主体对三峡国家公园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三峡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门票管理、机构设置及经营管理,是国家公园体制在三峡库区实施的可行性探索。研究结论对未来三峡国家公园乃至国内其他国家公园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论信息化在环境社会系统演化过程中的双向功能

信息化在环境社会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双向功能。从生产方生活方式和人群组织方式三方面侧面分析信息化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可以看出，信息化能够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正向功能。但是如果信息化进程的速度过快，环境社会系统得不到充分演化，也可能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负向功能，导致潜藏着的各种危机集中爆发。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加快资源枯竭速度，危及信息安全和社会安全，破坏环境社会系统的反馈节律，过度膨胀人们改造自然的信心。因此，必须适当控制信息化进程的速度，实时关注此过程中出现的危机征兆并及时加以调整，从而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