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口及邻近海域鱼类优先保护次序的评价模型

正确评价河口及邻近海域鱼类优先保护次序,对河口生态管理以及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而鱼类优先保护次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是珍稀鱼类保护的基础。在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借助专家咨询和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由物种濒危系统、遗传价值系统和物种价值系统3个子系统及其指标集组成的鱼类优先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等级和标准。为克服权重确定的主观随意性,基于信息熵原理确定各指标的客观权重,在此基础上,引入理想点法进行鱼类优先保护多目标决策评价,进而建立了鱼类优先保护次序的评价模型,最后以建立的模型对漳卫新河口及邻近海域鱼类优先保护次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计算方法简便,评价结果合理,在河口生态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的长江流域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评价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致力于讨论保护规划中整合保护效益和经济成本的重要性。为丰富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出发,应用MARXAN模型软件对长江流域两栖爬行类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了选择和评价。研究中共选择两栖物种54个,爬行物种73个作为指示物种,并按濒危性和特有性划分为5个类型。综合考虑每个类型的特定保护目标,以县域人均GDP为相对保护成本,探讨如何选择达到保护目标的最低经济成本区域。通过运算每个规划单元的不可替代性,共选定保护优先区9个,包括121个县(市、民族自治县)。建议以9个保护热点区为基础,率先建立各区域内保护网络,同时在已建保护区日常巡护中加入两栖爬行动物巡护内容。     

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的长江流域两栖爬行动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评价

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致力于讨论保护规划中整合保护效益和经济成本的重要性。为丰富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从系统保护规划理念出发,应用MARXAN模型软件对长江流域两栖爬行类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进行了选择和评价。研究中共选择两栖物种54个,爬行物种73个作为指示物种,并按濒危性和特有性划分为5个类型。综合考虑每个类型的特定保护目标,以县域人均GDP为相对保护成本,探讨如何选择达到保护目标的最低经济成本区域。通过运算每个规划单元的不可替代性,共选定保护优先区9个,包括121个县（市、民族自治县）。建议以9个保护热点区为基础,率先建立各区域内保护网络,同时在已建保护区日常巡护中加入两栖爬行动物巡护内容。     

1990~2013年来洞庭湖区鸟类生物多样性热点区时空动态及变动机理

评估与确定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与热点区是建立保护区、制定生物保护决策的基础。洞庭湖地区位处长江中游,是我国重要的淡水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为中国乃至亚洲较大的鸟类越冬地之一。以洞庭湖地区14种Ⅰ、Ⅱ级重点保护鸟类为指示物种,基于1990~2013年间的多期遥感影像,运用物种生境分布MAXENT模型,选取地形、水系、植被、气候及人类干扰等共35个影响因子,对其进行生境适宜性评价及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筛选与制图,并对热点区时空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鸟类生物多样性热点区的分布范围呈现出组团状特征,1990~2013年来,热点区面积呈下降趋势;（2）鸟类栖息生境景观格局总体上趋于破碎,生境形状向简单且扁平化形态转变,生境格局呈复杂化;（3）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对研究区的鸟类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变化影响显著,而自然因素产生的影响不明显。研究结果在制定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方案中可体现较好应用价值。     

秦岭山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划分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识别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极重要区是科学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关键。基于秦岭山区物种丰富度的海拔梯度格局,通过对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评估模型的改进优化和校验,最终形成秦岭地区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方案。结果表明:(1)修正后的NPP定量指标评估法,提高了陕西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识别的准确性,可适用于我国中东部物种丰富度随海拔梯度呈中峰型或单调递增型的山区;(2)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总面积达24 688.33 km~2,占到秦岭山区总面积的39.11%,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西部集中、东部分散,南坡多、北坡少的空间分布特征;(3)森林生态系统是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区的重要支撑系统,面积占比高达96.12%。本研究提出的修正方法和研究结果,不仅提高了区域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识别的准确性,而且为其他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的科学划定和边界优化提供了参考。     

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地区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保留地,同时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分布区。农村地区的机会成本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成本,是影响保护区空间分布的潜在驱动因素。该研究从县级政府视角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策机制,利用2005—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分布的影响,并按照保护区所在区域和级别进行分类讨论,探讨机会成本对保护区个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机会成本是决定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和保护区面积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机会成本每增加1%,该地区保护区面积将减少0.679%。(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3)机会成本对地方级保护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家级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4)随着机会成本的提高,自然保护区个体规模有缩小趋势,能够缓解机会成本的压力,但保护区生境面临破碎化风险,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中国在进一步优化保护区布局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的影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审批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区调整,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对象纳入保护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以缓解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宁夏沙坡头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价

随着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产业结构的改变,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结合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宁夏沙坡头地区的生态脆弱性问题愈发受到重视。本研究从风险度和敏感度方面着手,选取干燥度、热量、道路分布、建筑用地分布、植被覆盖度、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类型以及生态系统多样性八个空间属性较强的生态脆弱性指标,对沙坡头地区进行脆弱性评价研究,拟得出沙坡头地区脆弱性空间分布特点并解释差异产生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宁夏沙坡头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评价模型,能够客观、准确、科学的评价气候变化对沙坡头自然保护区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同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缓解、适应气候变暖对沙漠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为西部地区自然保护区建立和维护提供科学依据、技术支撑和示范作用。从而为因地制宜,更有效率的保护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     

山区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研究

制定有空间差异的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体现在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付出的成本两个方面。其中,生态补偿保护成本因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而得到广泛关注。本研究针对山区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高度空间异质性的特点,以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为例,利用GIS技术结合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核算了研究区的保护成本。同时使用面积内插法并从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评价斑块可达性难易程度,进行保护成本空间化研究。旨在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生态补偿空间选择以及生态补偿效果评价提供参考和依据。结果显示:1通过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计算得到宝兴县被管护林地的可达性系数,其范围在0—1之间,平均值为0.18,标准差为0.16。22010年,研究区流域生态补偿相关的保护成本为4 590.46万元,其中不同保护对象的投入大小顺序为林地自然保护区水土保持地草地水源保护地。3研究区不同海拔带保护成本及其构成不同,林地保护成本在1 000—4 000 m范围内均较高,这与研究区林地的广泛分布有关;草地保护成本集中在高海拔地区(3 000—4 500 m);而水源保护地保护成本集中在低海拔地区(1 000—2 500 m)。保护成本的核算准确性及空间化精度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掌握程度和资料的收集、获取情况。本研究使用的可达性难易程度来调整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是一种基于地理环境要素空间化思路和尝试。主要考虑距离、道路、坡度和方向4个方面,暂未考虑管护人员的交通工具、视域范围、办事效率等个体因素以及土地利用的限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保护成本计量的研究。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入进行了成本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投入方面,总货币量约29.72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保护成本为2.59亿元;间接保护成本为2.00亿元;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机会成本为25.13亿元。其中,机会成本的计量模型多样化,在学术界存在较多争议,但是,最终每种模型都能反映出机会成本的内涵的货币量,可以表达出我国政府为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而付出的无形代价。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基于GIS和组合赋权法的农村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及管制分区

在村级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进行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以了解农村生态质量状况、明确农村生态功能适宜程度及空间分布,为村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土地利用方向的确定和空间布局的划分提供科学的生态适宜依据,从而更好地协调农村发展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岩南村为例,开展了农村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及应用研究。以高分辨率航空影像为数据源,从地形条件、土壤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人类干扰5个方面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值,构建了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模型;以栅格为评价单元,在GIS支持下,对岩南村进行生态功能适宜性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划分了生态功能适宜等级,制定了分区管制措施,提出了土地利用建议,旨在为岩南村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指导     

退耕还林(草)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研究——以西部黄土高原地区为例

生态补偿措施是退耕还林（草）工程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以退耕还林（草）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实施情况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退耕还林（草）工程的生态补偿机制：首先，建立退耕还林（草）的补偿组织体系；其次。以退耕还林（草）所造成的农民机会成本的损失来确定补偿标准。根据工程的进程和资金的投入情况．可将生态补偿划分为基本补偿、产业结构调整补偿和生态效益外溢补偿三个阶段；第三，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所需的时间来确定补偿年限；最后提出退耕还林（草）的补偿方式及可能的资金渠道来源。生态补偿计量方法的研究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区划方法的探讨

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区域划分。本文结合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对中国自然地理与杜会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的研究成果．借鉴黄秉维先生所提倡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自然区划、经济区划、生态区划．人口区划等四种全国性区划为基础，构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区划系统。采用叠置与专家评判法首先将全国划分成三大地带．再在三大地带内部划分出N个大区：然后对全国县域（或公里格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并按类型归并．将归并结果嵌入到N个大区中，用大区的可持续发展等级及地区编号对其命名。     

我国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思路研究

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是一种新型生态补偿方式。具有目标多元性、定位战略性、机制科学性、等级层次性、政策配套性。与传统生态补偿相比．不仅生态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是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科学基础,而且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空间均衡理论、区域管治理论对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施生态补偿中,应遵循注重科学、政府主导、规范有序、协商一致等原则构建生态补偿模式,为促进这一新型生态补偿的落实。需要注意：树立大局意识,引领生态补偿;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生态补偿;科学规划先行．落实生态补偿;改革财政预算,提高补偿效果;完善配套政策。协动生态补偿。     

江苏省级开发区土地开发效益评价

土地问题是当前我国开发区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从政策和管理层面对开发区提出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客观要求。江苏省是我国开发区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发区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数量过多、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的问题。借鉴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构建了一套开发区土地利用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系统协调度模型，对江苏省的省级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效益进行评价，并就开发区效益评价结果进行了数学和空间分析说明。     

甘南州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方案的比较

在预算约束和无预算约束条件下，分别模拟了6种不同的生态补偿区域选择方案，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从补偿资金效率、补偿对象特征、吸纳的贫困人口、补偿额的分配情况、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和项目成本等7个方面对6种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方案的参与率最低，补偿的乡镇数量和贫困人口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效益成本比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和参与率较高，补偿乡镇数量较多，贫困人口的参与率最高，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效益标准方案的补偿资金效率较高，补偿的乡镇数量较多，参与率最高，补偿的贫困人口最多，在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脆弱性方面占优势，但补偿面积最少，在项目成本方面占劣势；成本标准方案的补偿面积最大，补偿的乡镇数量最多，参与率较高，补偿的贫困人口也较多，在生态重要性和项目成本方面占优势，但补偿资金效率最低，在生态脆弱性方面占劣势；如果不存在预算约束，只考虑生态脆弱性，风险标准方案最合适，可避免处于退化风险的草地没有得到补偿；统一标准方案可补偿整个区域，亩均补偿额相同，补偿额在补偿区上分配公平，方案实施便利，简单易行，但需要庞大的资金预算，且实施困难较大,补偿资金效率很低     

基于COD通量的钱塘江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水污染生态补偿是解决流域跨界水污染纠纷的重要措施。以行政单元为补偿主体，通过交界断面水质目标确立上下游政府间的水污染生态补偿责任，建立基于污染物通量的生态补偿量化计算方法，并提出了生态补偿运作模式。以钱塘江流域为例，根据2004年钱塘江流域水质状况，在75%保证率的水文条件下，基于COD通量估算了流域内各县（市）间水污染生态补偿量。结果表明，生态补偿量反映区域污染特点，上游地区基本上都是接受补偿者，而呈结构性污染的地区是生态补偿支付者，部分区域补偿强度超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表明其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钱塘江流域水污染生态补偿模式可以是政府层面上的财政支助，也可以通过项目支持、技术支持等形式实现区域间的补偿。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将对流域水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     

A Study 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Applied Evaluation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cities.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ve strategy. However, most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have many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efficiency of land use, weakness of oriented function and lack of land intensi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and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to assess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The model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dimensional parts：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innovative function. Based on this theory model, an index system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ree secondary indictors, eight tertiary indictors and 37 fourth-grade indictors was set up to evaluate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To avoid the defects of plus model and function model, the authors brought out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ndex of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which equals to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five different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dicator system performs better in the aspect of evaluating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function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compared with other models.     

国家公园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了解与把握游客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是实施旅游生态补偿政策的前提之一。以黄山风景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获取游客的支付意愿信息,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从游客个人特征、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游客满意度、重游意愿、生态补偿认知等4个方面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国家公园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游客具有较高的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86.7%的游客表示愿意在每次游览黄山风景区支付旅游生态补偿金,仅有13.3%的游客不愿意支付。游客的支付意愿与游客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2)从回归结果来看,游客的性别、年龄、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对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女性游客支付意愿高于男性,年龄与支付意愿呈显著负相关,重游意愿和补偿必要性认知与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历水平、月收入、旅游环境影响认知、满意度和补偿政策认知等变量对支付意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存在显著影响。但从统计结果来看,学历水平、黄山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破坏的担心度、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满意度对游客的支付意愿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游客月收入水平和补偿政策认知与支付意愿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是保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文在明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原则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平台建设思路和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生态补偿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交易市场平台;建立以生态补偿保险、生态补偿期货、互助基金、证券化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补偿风险保障平台;建立以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资产评估、审计、代理等机构组成的生态补偿交易中介服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监管平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补偿协定》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改革创新区域或专项税收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