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

关于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实地调查,用order probit模型研究了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作用,并基于PSM方法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调查结果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普遍不高,67.3%的农民工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例只有9.3%。回归结果发现,相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来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城市完全融合的概率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对农民工城市退休养老生活保障的正式承诺,降低其对未来城市养老生活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因素,发现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所从事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及就业单位是否按法规签订劳动合同等因素均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增加;相对其他行业及单位,建筑行业和私营企业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可能性更小。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政府应加大监督力度,切实督查企业劳动用工规范,确保"应保尽保"、足额缴纳;企业应充分认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的重要意义,提高经营风险意识;基层工会组织应发挥监督、代理功能,成立劳动争议协调组织,积极参与农民工社会保险相关事务的协调、监督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自身权益保障意识。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的供给侧改革

自然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制度,是保护自然资源、践行生态文明的要求。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前提是自然资源的确权和量化,是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资产在审计上的“融合”。作为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依据,相关制度应该对自然资源的确权、计量和有效利用作出合理安排,才能有效抑制资源滥用冲动。但立足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实践,综合运用文献研究、个案调查、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分析现行的自然资源制度,没有发现可操作性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计量制度和评价制度,已有制度存在权责不匹配、责任界定不清晰、公众参与有困难、审计指标不健全;制度系统呈现存量不足、增量困难、实践不力,不能适应新时代要求和自然资源合理利用需要。因此,可以从制度存量、增量和协同三条路径实施制度供给侧改革;在完善制度存量方面,可以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中嵌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内容,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评价标准、责任制度和审计结果运用办法等;在提高制度增量方面,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的权利制度、计量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同时,通过适时修订审计法、制定自然资源资产法,强化制度协调,以突破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瓶颈,方便审计算好“生态账”、把好“生态关”。在自然资源资产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借助决策层和专家力量,摆脱部门立法局限,强化制度协调;同时,制度改革也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要兼顾公众、个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多方利益,才能有效满足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需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支持能力分析

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对制度采取补贴支持以体现其责任,但政府财政负担能力如何衡量一直被学界和政府所关注.本文运用数理模型和SPSS等分析工具,基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制模式、农民养老金目标替代率为50％等假设前提下,对未来30年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支持能力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一是不同地区农民缴费负担能力有差别,不同地区的政府财政对农民参保的支持能力有差别;二是不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不同的增长率条件下政府财政完全有能力维系该制度的财务收支平衡,保证农民养老金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出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央政府财政支持的力度,加大“入口”补贴标准提高农民参保的意愿,取消农村养老保险固定缴费制,实行比例缴费制等政策建议.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双赢的制度选择

中国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面临两难境地。在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及遗产资源特殊性的前提下。遵循相关原则。对遗产地进行明确的功能分区、对遗产单位与非遗产单位给予明确的职能界定、对遗产区内外的经营项目作出具体的性质区分与经营归属安排。是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双赢制度选择的核心内容。遗产单位负责遗产区内的非营利性旅游展示类服务；非遗产单位(包括旅游公司)负责遗产区外的营利性旅游事务经营及遗产区内的营利性特许经营。国家设立专门的遗产行政部门，进而加强政府规制、增强遗产管理的权威性。认真履行制度。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功能作用、权能划分与制度构建

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如何界定分置后"三权"之间的权利关系并据此进行相关制度构建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政策背景和概念内涵入手,重释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生的功能价值,并在探讨承包权与经营权权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推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构建建议。研究认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成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为核心内容,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可实现从要素、主体、制度、价值等四个层面释放出此次农村土改的"改革红利"。从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功能目的入手,应将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性质界定为用益物权,并将二者的权利内容划分为:土地承包权主要包括占有权、收益权、继承权和退出权,土地经营权主要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据此,在进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时,一个根本前提是立足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并严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和底线,进而一方面要通过修改调整《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到赋予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以法律地位、分别设置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则以及为土地经营权抵押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有关政策设计与配套,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流转规范机制、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实现机制、建立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风险防范机制等。     

论构建中国用能权交易体系的制度衔接之维

用能权是具有公私法双重属性的管制性财产权。用能权交易是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对实现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用能权交易制度旨在从供给侧实现节能降耗目标,与其并行的节能减排市场化机制还包括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节能量交易与用能权交易的规制对象、规制手段、制度设计目的和约束功能相近,故两者存在制度重复建设问题。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设计目的具有协同性、规制对象有交叉,但两者在用能权指标和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履约等方面存在制度衔接不畅问题。通过法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对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整合与重构提出了建议。中国应当取消目标节能量交易制度,并以核定用能权交易取代项目节能量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衔接层面,应当打通用能权交易体系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立联合履约机制,即允许用能单位或排放单位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使用用能权指标、核定用能权、碳排放配额或核证减排量履约。用能权指标与碳排放配额在履约方面的衔接机制重点在于一级市场的对接。用能权的初始分配仅仅是为重点用能单位设定节能义务的过程,应当以公平为原则,并且采取免费分配的方式。相对于用能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是为了控制排放单位对碳排放空间这一资源的过度利用。因此,在碳排放配额初始分配环节,政府应当通过有偿分配的方式以实现国家对碳排放空间这一稀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建立核定用能权和核证减排量的联合履约机制,既允许用能单位购买核证减排量抵消其超额耗能,也允许排放单位购买核定用能权以抵消其超额排放,并对抵消比例设定限制。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桥梁和纽带,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制度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维护农民利益等三方面分析了合作组织发育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接着从制度环境状况、现有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现存的制度安排、组织的制度变迁成本、非正式制度安排等外部制度供给方面以及产权和组织制度等组织内部制度方面分析了其存在的缺陷;最后提出了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建议：其一,只要是以“三农”服务为宗旨,政府在政策上都应允许和指导合作组织灵活地创新产权制度、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其二,政府要力所能及地为合作组织提供一些制度服务。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政策评价与完善研究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变迁是典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本文从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概念与内涵谈起,分阶段分析了我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重点对改革开放后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绩效进行了评价与分析。并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农田保护失控的原因进行了制度层面上的分析,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

对一种制度的绩效进行量化评价是近年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城市土地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而土地资源的供给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与区域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城市土地供给制度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改革，其绩效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可以实现评价的诊断功能和预瞀功能。本文通过对制度绩效评价分析，提出对制度绩效评价可以转化为对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归纳出我国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土地结构配置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平配置效应为表现，初步提出了现行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南京市近年来的城市土地供给制度的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Rural migrants’ participation in old-age insur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nt workers from Sichuan,China

Old-age pension, a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perceiv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the last support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 workers upon retreating from the labor market. Us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authors, this paper examines a host of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migrant work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old-age scheme.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mployment status, attitudes toward old-age support and perception of the old-age pension system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 two groups of migrant workers between those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and their counterparts who have not participated in the old-age pension schemes. Among a number of factors, ag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olding labor contract, etc. a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migrants’ behavior participating (or not participating) the available age-pension schem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improve the rate of participation in existing old-age pension schem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are drawn from the findings.     

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工对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遭遇市场风险的农民工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处境艰难。本文分析了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即以健康保障、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障为主体的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来衔接城乡社会保障。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需要。     

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与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居民的存款储蓄不断增长与企业资金短缺、股票市场低迷并存的现象。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改变了居民以存款为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使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从直接持有转向通过养老金、保险金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间接持有，促进了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发展；而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越来越多的投向了证券资产。进而促进了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对策与产业选择

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以养老和健康保障为先导．逐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入．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建立和完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社会保障社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建议政府应大力发展老龄产业。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养老制度和福利制度．根据老年消费市场状况．规范、引导投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用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运行机制．推进安老、养老产业的发展．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有计划的发展老龄产业、开发老年用品．增设老年服务项目．满足老年人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发展需要．以促使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Basic Pension by Regions

Nowadays, the disparity of the basic pension in local regions of China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low level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asic pension systems, the large disparity of the level of the basic pension, and unfairness of the enterprises’ payment for the basic pension in different local regions in China. These have already brought many negative influences, which have greatly held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national economy. We should build the basic pension system in all local regions of China as a whole, which can cover all people and decrease the disparity in different local regions in China.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Basic Pension by Regions

Abstract

Nowadays, the disparity of the basic pension in local regions of China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low level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asic pension systems, the large disparity of the level of the basic pension, and unfairness of the enterprises' payment for the basic pension in different local regions in China. These have already brought many negative influences, which have greatly held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national economy. We should build the basic pension system in all local regions of China as a whole, which can cover all people and decrease the disparity in different local regions in China.     

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建立良好、和谐一致的环境法律体系是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目标责任制、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需要变革与创新。许多新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亟待上升为法律制度。因此,《环境保护法》扮演着整合性环境立法的角色,修订时应持资源、环境与生态的整体观念。基于调研和理论思考,提出6点建议：提升立法层次、增强法律权威;确立环境优先、追求社会至善;制约行政权力、明确政府责任;提倡环境自治、保障公众参与;突破诉讼瓶颈、鼓励公益诉讼;理顺权责关系、提高管理效率,以期为《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Forging New Directions i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Policy: How Can Co-operation,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be Brought Together?

Scienc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have for several years been encountering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as well as scientific challenge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he normative basis of all sciences is pressurised from three sides: by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who claims more transparency and sensibility from the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regarding factual or possible impacts of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rogress; by the industries, which try to speed up and intensify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knowledge; and by the public policies, which want to see the sciences engaged in ways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At the same time,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undergoing a tremendous sea change both in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matters. Since the Brundtland Report in 1987 and accelerated after UNCED 1992, environmental policy has been struggling to become a groundbreaking new paradigm for the capacity of resolv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s well. Any successful attempt to alter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mental structures in policy-making toward sustainability presupposes a renewed association of co-operation,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Results from theory of democracy, stud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olitics can be utilised for this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