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户籍制度约束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综述关于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影响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也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同时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战略相关。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福利、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不同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商品市场供需和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二战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了二元结构模型,80年代后,重视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兴起,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关系。本文还总结了国内测算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同方法和结果。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动尚有相当大的空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镇,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挑战。如何调整制度,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仍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思路变迁与路径探索

该文从宏观流动模式、微观流动理论、中观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国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认为当前我国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未能从劳动力流动现象中得出本质性、规律性分析框架。结合对我国逐期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大学生就业难"、内地与东南沿海的"抢滩战"等劳动力流动现实的思考,提出挖掘引发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本质因素,构建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未来我国应该更加重视劳动力主体(劳动者)的偏好差异性,即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人作为个体对所有非经济因素主观偏好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去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全新视角。     

外出务工经历对回流后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广东省云浮市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运用广东省西部山区云浮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非农就业决策模型,探讨劳动力回流对于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回流的确促进了农村非农就业的发展,对于那些2000年以后回流、在外务工时间较长、变换工作次数较多的具有丰富外出工作经历的回流者尤其如此。这些劳动力在外务工过程中,实现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其回流后对农村非农经济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主体,在新的劳动力流动格局下,农村劳动力的这种特征转变将促使劳动力在回流后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就如何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趋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的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我国劳动力流动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特殊的流动特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本文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抚养负担的下降对1997-2009年各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促进作用,但中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大、东部次之、西部地区人口弹性最小。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各地区在吸引劳动力和有效利用劳动力方面差异扩大,反之落后。区域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减弱了抚养负担下降对本地的经济促进作用。本文提出,未来将更多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投向西部,是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依据吉林省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非参数分析、半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三个层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与经济结构调整——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下的分析

将经济体分为ICT生产部门I、CT使用部门和非ICT使用部门三个部门,假设经济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和用于生产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劳动力不变,对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后发现,劳动力从TFP最高的ICT生产部门流向TFP较低的ICT使用部门,而TFP最低的非ICT使用部门成为劳动力转入最多的部门,劳动力在三部门间的流动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结果显示,就业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关系可以充分解释就业难问题的原因。     

教育与人口增长及流动

教育对人口增长及流动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它一方面作用于人类,优化生育环境,改善生育观念,促进人类有计划按比例的增长;一方面作用于社会,创造着劳动力流动的条件社会需求,并使劳动力的流动由可能成为现实。     

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呈现出集体经济困难、人居环境恶化和农田水利废弛等各个方面全面衰败的景象。灌溉作为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对于从微观层面揭示劳动力大规模外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代表性意义。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在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中鲜有讨论。本文基于2014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21个省份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1 507个农户的灌溉行为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农户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劳动力外流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弱化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同时,计量结果表明:平原地区、水资源自然条件一般的村庄、耕地位于灌渠的中游、农户的承包地经营面积较大、农户的承包地块数较多、灌溉对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较大以及村庄对私自挖渠取水有惩罚措施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村庄位于城市郊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灌溉缺水历史等变量对农户参与集体灌溉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用水户协会的有无对农户是否参与集体灌溉没有显著的影响,原因是中国农村大多数用水户协会是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产物,实际作用并不明显。上述结果表明:近20年来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给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带来显著的不利影响。研究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公共事务挑战及其应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作为未来重要的学术方向。由于农村劳动力外流是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如何培育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合作资源,实现农村社会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是未来扭转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的关键。     

我国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问题研究

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加快城市化建设等作用。在现实中,我国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但受到除户籍制度、劳动关系等客观社会基本关系的制约,还受到社会保险关系的制约,各地频繁出现的"退保"等现象,就说明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和接续难。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很难实现自由流动,势必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不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保险关系的顺利衔接无疑更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在了解我国目前劳动力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的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保险关系正常流动难的原因,如统筹层次低、转轨成本的未完全消化等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收入差距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受迁移地收入的实际效用变动因素的影响,而且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根据长三角地区16地级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域内外收入差距、直接成本变动、潜在风险成本对外部劳动力流入的影响度.估计结果显示,域内外收入差距与外部劳动力流入正相关,直接成本和潜在风险成本与外部劳动力流入负相关,进一步明确了收入差距和成本变动对劳动力流入的影响程度.鉴于各因素对外部劳动力流入所起的作用,要进一步促进我国长三角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入,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迁入地较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二是降低迁入地较高收入的成本率.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苏中地区农村就业结构转换态势与机制分析

伴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江苏苏中地区作为乡镇企业带动型发展的典型地区，其农村就业结构转换的态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该地区农村就业结构转换的总体态势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是第二产业就业；农村就业结构转换，是工业化、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结构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环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平台，工业化是农村就业结构转换的原动力，城市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农村就业结构转换的直接推动力。产业收入比较利益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力。而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是其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生产要素加速向大都市区聚集,包含多个城市群的经济带成为参与区域竞争的重要单元。基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数据,利用莫兰指数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这可能得益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较为成熟,已经初步形成综合性的交通网络,以及选取的省级研究尺度。接着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就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存在自身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理论预期、现实情况以及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忽略空间影响可能导致高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和实际资本存量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政府支出则表现为抑制经济增长。长江经济带应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交通网络综合运行效率,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同时避免过度的政府投资。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system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in Ohio,USA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tool for evaluating regional urban systems would present researchers, planners, and policy makers with a powerful tool to study and manage systems, with the goal of encouraging optimum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 while maintaining long-ter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at leads to sustainabil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id in this effort by presenting a versatile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as a function of dynamic changes in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ystems.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this work presents a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l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n system stability at geographic scales which are critical to policy and management. Specifically, it employs the Fisher Information index as a measure of sustainability,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periods of stability. As an application of the approach, six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MSAs) in Ohio (Cincinnati, Dayton, Cleveland, Akron, Columbus, and Toledo) were evaluated for a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Results from the multiyear analysis suggest two distinct periods in these MSAs: one characterized by 30 years of socio-economic growth (1970–1999) and another (2000–2009) denoting a change in the trajectory of each system found to be related to economic recession. Columbus wa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stable and sustainable of the MSA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n contrast, Toledo exhibited the largest changes in economic trends, as distinguished by excessive increas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vacant housing units, unemployed civilian labor force, and inhabitants below the poverty level (2000–2009). Since such conditions are not desirable for urban systems, they are indicative of movement towards an unsustainable future.     

退耕还林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以冀西北地区为例

按照农户退耕还林选择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学假设，本文应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构建了国家补偿政策与农户响应的关联分析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研究区被调查农户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对退耕还林的经济效益预期是农户退耕还林意愿的决定因素的基本结论。为此，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强基本农田建设、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等方面，提出了保障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有效实施的措施建议。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简论藏族聚居区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导向

我国藏族人口聚居区由于受资源—环境、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限制,只能选择兼顾经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此,作者提出了重点开发藏区旅游服务及其相关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良性调整,建立具有藏区特色的新型产业结构的有关建议与构想。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动态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索洛余值法量化测度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2年)各县区的TEP以及资本、劳动、土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促进武汉城市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升土地要素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微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规划设置提升了土地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城市土地扩张的产出效率有所增强,但在要素投入中仍显微弱、增幅较小,ΔES与ΔTEP的差距与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对土地投入的依赖性呈反比。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技术革新,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及优质人才的吸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大力推行政策扶持以提高土地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城市圈为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用地的供给,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在作用原理及机制上集约利用土地。     

Pollutant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Evidence from dynamic panel dat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llutant emissions,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1982-2007 by using a one-step GMM-system model under a multivariable panel VAR framework,controlling for capital stock and labor force.Regarding the data for all 28 provinces as a whole,we find that there is a unidirectional positive relationship running from pollutant emiss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 unidirectional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Based on traditional economic planning,the panel data of28 provinces are divided into two cross-province groups.It is discovered that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there is only a unidirectional posi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leading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pollutant emission;whil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there are the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as well as between pollutant emis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 is also a unique unidirectional causal relationship running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energy consumption,which does not appear in the eastem coastal region or in China as a whole.     

三峡库区城镇化与移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

城镇化与移民对三峡库区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运用生态学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理论和方法对五桥河流域作实例研究发现 :区域人口增长方式转为机械增长为主 ,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趋势显著。农村产业多样性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 ,城镇化与移民使农村产业多样性演替速度加快 ,使农业、工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下降 ,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上升 ,尽管能促进区域绝对经济生态位提高 ,但能否使区域形成与其区位相适应的优势产业体系是相对经济生态位提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