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 274元和2 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 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 274元和2 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贫困恶性循环、福利依赖与再就业收入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自实施以来,贫困恶性循环的状况并没被遏制,而且还出现了福利依赖现象。从受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状况来看,其再就业收入使其摆脱贫困的境地了吗?笔者基于中国6省市的微观经验数据,结合准明瑟计量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及就业收入的差异性。测算结果显示,在工资指标中,社会救助家庭的工资与非社会救助家庭差异性很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所有解释变量中,受助家庭特征影响效应占到一半以上。大概有29%的社会救助家庭成员能够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笔者以这个贫困恶性循环圈为切入点,来研究受助家庭如何从福利依赖走向再就业岗位而获得更多收入。本文根据结论给出的建议是社会救助措施应该要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动态的变化,不应过度的看重绝对贫困的救助,更应该从权力贫困、政治贫困等视角入手,而制定出相配套的社会救助制度。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中国城市居民自雇者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1989-2009

研究工资领取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文献较多,然而,关于自雇者的收入差距及贫困问题的研究却受到忽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检验了1989-2009年间我国自雇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对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进行了分组分解,分组选择了四个标志,分别是教育、行业、地区和性别,这样的分组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某些具有政策性意义的问题,然后使用Mookherjee方法对广义熵指数进行了组内不平等、人口比例、平均收入的变动分解,利用Ravallion方法对贫困指数进行了组内、组间及交互效应的分解,研究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自雇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贫困率居高不下;熟练劳动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构成了自雇者收入不平等和贫困趋势变化的主要成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组内不平等而言,教育和地区对收入不平等上升的贡献较大,非熟练劳动力、中西部自雇者和服务行业的贫困上升是导致自雇群体总贫困上升的决定力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按要素分解分析

本文采用CHNS数据库,运用经过改进的贫困分解方法和贫困弹性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化状况与城市贫困关系进行了研究。静态分解显示,我国城镇化中不存在要素短缺的城市贫困,城市贫困均为要素的分配效应所致,同时城镇化对三种贫困指标的分配效应为:在城市贫困广度上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在减弱;对城市贫困强度和综合状况先具有减贫效应,但减贫作用衰减更快,最终演变成了增贫效应。动态分解表明:城镇化变动对城市贫困广度和贫困强度变化的总效应均为减贫效应,但减贫力度呈现逐渐变大后缓慢变小的"V"型轨迹,对贫困综合指标总效应减贫状况呈现出波浪式的衰减趋势;从总效应内部结构看,总效应的波动变化主要是由城镇化分配效应波动变化所引起,而在相当程度上,总效应在某些时期表现为减贫作用,都是城镇化收入效应的功劳,但其减贫能量在衰减;弹性分析结论更加有力印证了对贫困动态分解的上述结果。因此,要继续保持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变化为减贫的总效应,应从主要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变动对城市贫困的收入减贫效应,转变为主要依赖城镇化对城市贫困的分配减贫效应,这是今后降低城市贫困的可取途径。     

亲贫式增长刍议: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取向

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之间的跨国证据,突出了区域差异和国家经验这两个层面上形成的促进共同发展的多样性。对亲贫式增长的定义表明经济增长和扶贫这两个发展战略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权衡问题。跨国证据表明,平均收入增长率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性,使得扶贫战略完全基于经济增长政策的论断存在争议。持续的快速增长显然有益于贫困人口,但是,如果整体的快速经济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缓慢恶化,这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如果一国总体处于低增长环境,那么经济增长将难以获得贫困人口的支持。同时面向经济增长和旨在明确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混合策略被证明在实现持续减贫中可能是最为成功的。研究认为,在中国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少数民族地区在收入改善和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方面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成就,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倡导者和干预式扶贫的拥护者提供了实践支持。然而,普适的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但不会以相同的程度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显然,一项公共政策更关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也同时必须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是否会反映在提供贫困人口收入和贫困人口不可能轻易放弃的福祉上。针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那些主张共同发展和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的战略,同时还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以确保他们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增长的受益者。自然资源收益管理,原生态农产品开发和区域经济带建设被列为促进这种增长战略实施的三个最有前途的领域。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研究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Poverty,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xploring the links among three complex issues with specific focus on the Pakistan’s case

Eradicating poverty, reduc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are some of the major macroeconomic goals of Pakistan. There are, however, serious interlinkages among these issues. The present paper investigates these linkages and the existing evidence for Pakist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and test some hypotheses and answer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poverty-environment-nexus in Pakistan. The paper uses secondary data and information to probe into these linkages. The paper finds that poverty leads to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s a common belief but it is not clear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What is mo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is the fact that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hurts more the poor. There is a need of studies that deal with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specific factors, and a need of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al dynamics. More understanding on how levels and changes in poverty relate to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eeded. There is a need to understand how the levels and rates of change vary with poverty. There is a need to know how and where the changes are taking place.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popul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showed that low income groups are the most affected wh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occur, but not enough information available in Pakistan on the mechanisms. There is a need of empirical studies regarding effect on poor relative to non-poor. More understanding on how poor people depend on, interact with and use their environment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needed. Ideally, in Pakistan, we would need to relate data gathered in an area with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the same area, answering this way to questions such as, to what extent are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affected by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by pollution? Finally, Pakistan should apply open minded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many existing opportunities. Some suggestions are eco-labeling schemes, organic practices, fair trade and so forth.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Pakistan on the issues involving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study is an attempt in this regard.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expected to assume pivotal importance for policy makers, academics and other researchers. It may help policy makers how to design policy to ensure poverty alleviation vis-à-vi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t may also help academicians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 poverty-environment-growth nexus. It will also open new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area.     

基于多因素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学“收入=消费＋储蓄”这个恒等式和我国经济、人口的相关数据,动态上测算出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估计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其结果更接近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有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本文进一步把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并且考察了我国人口和产业的演进,分析了它们各自对现在和今后形成差距的影响,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的制度和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存量资产（储蓄）又在市场作用下继续拉大差距的双重因素。所以,政府不仅要使农民“减负”、“增收”,而且要运用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多管齐下,改变目前的资源分配格局,方能解决“三农”问题之痼疾。     

IFAD中国项目精准脱贫绩效评价:基于农民人均收入视角

基于课题组在7省区1 356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差分析模型对IFAD项目的扶贫绩效进行了测度;选用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代理指标,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项目干预的净效应进行了分析,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0.001)方法测算了项目的干预效果,定量评价了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对项目区受益人精准脱贫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显示:1IFAD项目脱贫效果显著:IFAD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区贫困农户脱贫率的净贡献为18.71%,由于IFAD项目实施而摆脱贫困的受益人总数达到80.746万人,其中直接受益人46.113 7万人,间接受益人为34.632 3万人;2从收入结构来看,IFAD项目干预对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采用Di D、包含控制变量的Di D、加权最小二乘Di D和PSM方法分析的结果显示,IFAD项目实施使项目受益人的种植业收入人均增长了1 031.15元,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3从家庭特征来看,市场便捷程度和户主学历对IFAD项目干预效果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旨在提高IFAD中国项目脱贫绩效的政策建议:1应充分发挥联合国IFAD项目精准脱贫的示范效应;2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优化贫困户的收入结构;3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道路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     

Recent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in the Bangladesh coastal zone

This study takes an historical approach in order to establish how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at represents the Bangladesh south-western coastal zone has changed over recent decades. Time series data for a r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drivers are analysed to define the range of trends, the presence of change points, slow and fast variables and the significant drivers of change. Since the 1980s, increasin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per capita income mirror rising levels of food and inland fish production. As a result, the size of population below the poverty line has reduced by ~17 %. In contrast, non-food ecosystem services such as water availability, water quality and land stability have deteriorated. Conversion of rice fields to shrimp farms is almost certainly a factor in increasing soil and surface water salinity. Most of the services experienc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points between 1975 and 1980, and among the services, water availability, shrimp farming and maintenance of biodiversity appear to have passed tipping points.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point at which growing economic wealth feeds back into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for water resources. Trends in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human well-being point to widespread non-stationary dynamics governed by slowly changing variables with an increased likelihood of systemic threshold changes/tipping point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results will feed into simulation models and strategies that can define alternative and sustainable paths for land management.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