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境破碎化对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研究进展

生境破碎化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前研究多集中在生境破碎化对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影响.综述了生境破碎化的成因、度量和理论基础,以及对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和生态学效应.生境破碎化主要通过增加种群间隔离程度和降低有效种群大小等途径限制种群间基因交流,提高遗传漂变频率,从而影响动植物遗传多样性;但是影响效应取决于植物繁殖策略和动物迁移能力,以及传粉方式、种群大小、生命周期、生境的景观特性等因素;而且生境破碎化对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大多存在滞后效应.由此可见,生境破碎化对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因素多且复杂,而且不易及时发现,从而忽略生境破碎化对遗传多样性的负面影响;未来应加强生境破碎化对动植物遗传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特别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的生境破碎化研究.(表1参73)     

紫茎泽兰种内竞争试验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是一种入侵能力极强的世界性恶性杂草.通过不同种植密度的紫茎泽兰盆栽试验,探讨种内竞争对紫茎泽兰个体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种内竞争降低了紫茎泽兰个体株高、叶片数、根蘖株数和生物量的增长.种植密度与生物量2者的对数值呈负相关关系(r2=0.99,斜率=-5/6).同时,随着种植密度增加,种内竞争加剧,抑制作用增强,种群内部大小等级差异也增大,表明不同个体受到了不同的拥挤压力.但是,高密度的紫茎泽兰种群在强烈竞争下,个体会控制根蘖株的形成、死亡,从而减少资源的消耗,保证种群对生境的长期占领.建议在进行紫茎泽兰的替代控制时,应注意替代物种的先植,选择优于紫茎泽兰萌发的植物作为替代物种,通过邻体干扰效应抑制紫茎泽兰的生长.     

青藏高原东南缘不同坡向对陇蜀杜鹃花性状的影响

植物的花表型多样性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是植物对异质性环境的适应性响应.以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灌丛陇蜀杜鹃(Rhododendron przewalskii)为研究对象,分析花性状在不同坡向的变化特征及其相关关系,力求理解高寒异质生境下的植物适合度,加深对传粉生物学中生殖器官可塑性的认识.结果显示:(1)东坡的土壤温度及pH值均显著大于东北坡(P=0.02,P=0.001),其土壤容重显著小于东北坡(P 0.001),而其他土壤养分特征在坡向间无显著性差异.(2)陇蜀杜鹃的花大小在不同坡向具有显著性差异,即东坡(花管直径:22.74±0.15 mm;花管长度:19.86±0.56 mm)东北坡(21.00±0.12 mm;18.31±0.34 mm);雌蕊长度在东坡显著大于其东北坡,但出管距离(柱头探出花管的距离)结果则相反;此外,柱头大小及形状在坡向间并无显著差异.花性状在个体间和坡向间变异均较大,其中柱头大小和出管距离变异系数在东坡和东北坡分别为最大,分别为29.13%、28.03%.(3)花管直径与花管长度、雌蕊长与花梗长、花柱长与雌蕊长和花梗长、子房与雌蕊长在两个坡向均为极显著正相关(东坡:P 0.001,P 0.001,P 0.01,P 0.001,P 0.001;东北坡:P 0.001,P 0.001,P 0.01,P 0.001,P 0.001);柱头大小与花柱长、雌蕊长、花梗长在东坡为极显著正相关(P 0.01,P 0.001,P 0.01);柱头大小与子房长在东北坡显著正相关(P=0.01),与柱头形状显著负相关(P=0.02).(4)花管直径与花管长度在东坡为异速生长关系,东北坡为等速生长关系;两个坡向上出管距离增加的速率均大于花管长度增加速率.传粉生物学功能性状间的权衡分析表明,东坡偏好增加花管直径,而东北坡偏好增加出管距离以增加繁殖成效.可见,不同坡向的陇蜀杜鹃种内花部性状的高变异性,有利于其在高寒生境中展示出较高的繁衍机会,性状权衡对坡向差异偏好响应有利于陇蜀杜鹃适应高山异质环境.(图5表3参56)     

金沙江干热河谷山地草地封育过程中土壤种子库时空特征

2006年和2007年,分别选择放牧、封育1年、封育2年和封育3年的退化山地草地,采用土壤种子库萌发法对土壤种子库的时间、空间分布进行测定,旨在揭示金沙江干热河谷退化山地草地在封育过程中,土壤种子库的时间、空间以及时间序列上的空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随封育年限的推移土壤种子库密度显著增加(F=73.107;P=<0.001).植物种群土壤种子库密度随封育年限的推移,多年生植物种群土壤种子库密度显著增加(P=<0.001),一年生植物种群土壤种子库密度显著现降低(P=<0.01).(2)土壤种子库的空间分布特征为0～5 cm土壤层(含凋落物层)>5～10 cm土壤层>10～15cm土壤层,种子密度呈自上而下减少的趋势.(3)土壤种子库时间序列上的空间分布特征为,0～5 cm土壤层中种子库密度随封育时间的推移呈显著下降趋势(F=43.758;P<0.01),5～10 cm土壤层中种子库密度随封育时间的推移呈显著增加趋势(F=6.435;P<0.05),10～15 cm土壤层中种子库密度随封育时间的推移呈显著增加趋势(F=6.620;P<0.05).     

刈割时间对典型草原建群植物大针茅种群特征的影响

通过测定不同刈割时间处理(不刈割、8月1日刈割、8月16日刈割、8月31日刈割)下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大针茅(Stipa grandis)种群地上生物量和高度、密度、盖度、分枝数、每枝叶片数等5种个体性状以及大针茅种群粗蛋白含量、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等营养物质含量之间的差异性及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探究不同的刈割时间对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建群植物大针茅种群特征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草地生态系统的合理利用提供技术支持。结果表明:不同时间刈割对典型草原大针茅种群特征有显著的影响。与不刈割对照相比,8月16日刈割处理大针茅种群的密度和盖度均达到最大值,分别为45.28%和16.64%;8月1日刈割处理大针茅种群的株高、分枝数、每枝叶片数等个体性状,生物量及营养物质含量均达到最大值;大针茅种群的生物量与植株高度、分枝数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5130、P0.0001;r~2=0.9075、P0.0001),与盖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2=0.3498、P0.05);大针茅的高度、分枝数、密度、盖度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内在关联性(P0.05)。     

中国大鲵古田山放流种群监测及成效评估

增殖放流是保护全球两栖动物旗舰物种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的重要措施,但目前对该措施的成效缺乏监测评估,且技术方法尚不完善.分别于2018年9月和2019年9月的同一时段,采用视觉遇见法、网笼诱捕法和环境DNA(eDNA)法对浙江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国大鲵放流种群进行监测,从密度、生长、营养、繁殖和生态影响等多维度分析放流群体现状,探讨不同方法的优劣.结果显示:放流4-5年后密度为8.75尾/km,存活密度较高.两年间捕获的中国大鲵体质量和头体长虽无显著差异(体质量:T-test,N=27,P=0.341;头体长:T-test,N=27,P=0.17),但均呈增长趋势,平均头体长增长4.2 cm,体质量增长0.21 kg.个体体质量(Bd)和头体长(SVL)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总回归方程为Bd=0.067SVL-1.017(F=104.268,R~2=0.807,P 0.01).年度间个体肥满度差异不显著(P=0.505),表明个体营养状况良好.传统视觉遇见法两年平均遇见率为30%,网笼诱捕法捕获率为43.34%,高于eDNA方法23.34%的平均检出率,各方法各有优劣、互为补充.因此,古田山适宜中国大鲵放流,群体生存状况良好,已自然繁殖,放流成效显著;本研究亦证明多方法结合是中国大鲵放流种群监测和评估的最佳策略;而放流群体的引入是否导致区域两栖动物群落结构的改变,还需进一步追踪.(图2表3参58)     

生物邻体和生境异质性共同驱动乔木幼苗存活动态

以长白山原始阔叶红松林样地为平台,样方中胸径小于1 cm的乔木幼苗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14年连续3年的幼苗调查数据,利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影响群落乔木幼苗存活的生物邻体和生境异质性,探讨阔叶红松林幼苗存活影响因素及物种共存机制.结果显示:(1)生物邻体和生境异质性对幼苗存活都有显著影响,适宜大树生长的局域生境可能同样也适宜幼苗的存活,幼苗在林冠开阔度较高和土壤中含有较高有效氮、全磷和全钾的区域存活率较高.(2)幼苗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较多的幼苗邻体会显著降低幼苗的存活率.2年生幼苗存活分析中同种幼苗邻体与幼苗存活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存在负密度制约效应.(3)随着存活年龄的增加,生境异质性对幼苗存活的影响逐渐增大.本研究验证了负密度制约效应和生境异质性对该温带森林乔木幼苗存活有着重要影响,各个因子的相对重要性随着种子传播方式、年龄级以及物种而发生变化,证明群落多样性维持和物种共存会随着个体发育过程的不同而变化.     

濒危兰科植物流苏石斛的种群数量动态

运用静态生命表、生殖力表和Leslie矩阵模型,研究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流苏石斛两个种群——A种群(21°58′N,101°13′E,保护区之外)和B种群(21°54′N,101°17′E,保护区内)的种群数量动态.结果表明:种群存活曲线表现为Deevey-型.A、B种群均表现出幼龄个体死亡率高,中龄级个体数量少,说明中龄阶段曾受到较大的人为干扰.种群的净增长率(Ro)、内禀增长率(rm)和周限增长率(λ)都较低,表现为衰退种群,Leslie矩阵模型分析表明在未来25年种群各龄级的个体数及种群总数均表现出持续下降趋势.种群下降可能是由于当地人为的采挖和严重的生境破碎化所导致.图2表4参16     

扎龙湿地丹顶鹤巢址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对环境变化指征

扎龙国家级湿地保护区是我国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最重要的集中繁殖栖息地。以扎龙保护区为研究区,利用质心模型和最近邻体模型等方法,模拟1996至2004年间丹顶鹤（Grus japonensis）巢址的空间分布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对环境变化的指示作用。结果表明：丹顶鹤种群巢址分布出现向核心区集中的现象,鹤巢平均最近邻体距离大幅减少,巢址的空间分布格局由1996年的均匀分布转变为2004年的成群分布型;丹顶鹤巢址的空间分布变化表明该区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1996年核心区内栖息资源相对均匀、丰富,而缓冲区和实验区适宜生境呈零星分布格局,此后生境质量经历了由适宜一非适宜,适宜生境空间分布由均匀一斑块化的过程,到2004年各功能区适宜生境数量大幅减少,且核心区内适宜生境斑块化严重。为研究区丹顶鹤种群及其生境的保护和管理提供参考。     

短花针茅生长和繁殖策略对载畜率的响应

生长和繁殖是植物的两个最基本的生命过程,二者之间的资源分配是植物生活史策略的核心问题。为了响应家畜放牧的干扰,草原植物需要不断地在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之间进行调节。试验以内蒙古荒漠草原为研究对象,采用4个载畜率水平完全随机区组试验设计,研究荒漠草原建群种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生长和繁殖策略对不同载畜率的响应,对揭示短花针茅应对放牧干扰的响应策略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也可为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放牧利用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短花针茅种群盖度在轻度放牧区显著增大,在重度放牧区显著降低(P0.000 1),其种群和株丛地上生物量、高度均随载畜率的增大而显著降低(P0.000 1),但密度随载畜率的增大而增大(P0.000 1);(2)轻度放牧区短花针茅的分蘖数(P=0.048)和株丛径(P=0.023)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且分蘖节深度随着载畜率的增大而显著变浅(P=0.042);(3)轻度放牧显著增加了短花针茅的种子产量,重度放牧使之显著降低(P0.000 1),且种子生物量占植株地上生物量的比例在轻度放牧区最高(P0.000 1);(4)短花针茅总分枝数和生殖枝数在轻度放牧区最多(P0.000 1),随着载畜率的增大而显著减少,重度放牧显著降低了生殖枝所占比例而显著提高了营养枝的比例(P0.000 1)。短花针茅的生长、分蘖(无性繁殖)和有性生殖在轻度放牧区均显著升高,而随着载畜率的增大而显著降低,说明轻度放牧(载畜率为0.91sheep·hm-2·0.5 a-1)是短花针茅种群的最适载畜率,也是其生长和繁殖的载畜率阈值。     

春季休牧后放牧强度变化对短花针茅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种群空间分布的影响

为揭示春季休牧后放牧强度变化对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荒漠草原主要植物种群空间分布形式、生态位变化和种内个体关系的影响,引入多重分形理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植物种群短花针茅、碱韭(Allium polyrhizum)和无芒隐子草(Cleistogenes songorica)在各处理区的空间分布均存在多重分形特征(计盒维数D0信息维数D1关联维数D2)。短花针茅种群空间分布主要受低密度分布区影响(多重分形谱Δf0),碱韭受高密度分布区影响(Δf0),无芒隐子草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由低密度区(Δf0)转为高密度区(Δf0)。春季休牧+夏季重牧+秋季适牧(SA2)处理下的主要植物种群空间分布较春季休牧+夏季适牧+秋季重牧(SA1)处理复杂(多重分形谱宽Δα表现为SA2SA1)。春季休牧能够使短花针茅植物种群生态位宽度、个体间竞争强度增加(分形维数均较CK增大),且增加程度SA2SA1;SA1有利于碱韭和无芒隐子草生态位宽度、个体间竞争强度增加(分形维数D0、D2更趋近于2)。     

江苏潮滩湿地不同生境互花米草形态与生物量分配特征

通过对江苏潮滩湿地不同生境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种群生境特征、形态与生物量分配特征的分析,研究籽实成熟期互花米草形态与生物量分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江苏潮滩湿地自海向陆不同生境间互花米草单株地上生物量、各形态指标、叶生物量比、繁殖分配Ⅰ和繁殖分配Ⅱ差异均显著(P<0.05),且与形态指标及其他生物量分配指标相比,繁殖分配的变异系数最大.(2)互花米草发生地米草生长时间最长,各形态指标(除种子数外)及单株地上生物量均最高;定居时间为1 a的米草各形态指标及单株地上生物量均最低.互花米草单株地上生物量及各形态指标分别与种群定居时间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单株地上生物量、茎长、叶长、叶宽、茎直径和种子数与种群定居时间均在α=0.01或α=0.0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3)互花米草各形态指标(除种子数外)与土壤有机质、土壤总氮间均在α=0.01或α=0.0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土壤有机质与总氮是引起互花米草形态特征差异的重要因素.(4)互花米草各生物量分配指标与种群定居时间及土壤环境因子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不显著,在特定的生境中互花米草特殊的生物量分配特征可能是其适应并成功入侵江苏潮滩湿地不同生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MAXENT模型的丹顶鹤越冬生境变化分析:以盐城保护区为例

盐城保护区是全球野生丹顶鹤(Grus japonensis)迁徙种群主要的越冬栖息地之一。近年来,丹顶鹤越冬生境变化显著。应用MAXENT模型,结合丹顶鹤野外调查数据和主要环境特征变量,对2000—2013年盐城保护区丹顶鹤越冬生境变化和主要原因进行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到道路距离、到养殖塘距离和到米草滩距离,以及到芦苇滩距离和到碱蓬滩距离分别是2000和2013年影响丹顶鹤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2000—2013年期间,盐城保护区内丹顶鹤适宜生境面积持续减少,由94 571 hm2减少为22 365 hm2;适宜生境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剧,分布格局由连续分布变为集中分布在核心区周围区域。丹顶鹤适宜生境丧失与保护区内碱蓬滩、泥滩、盐田面积大幅减少,养殖塘面积大幅增加有关。建议保护区在丹顶鹤越冬生境保护中做好以下工作:(1)加强核心区湿地生境保护和恢复;(2)加强实验区和缓冲区人工湿地管护;(3)加强对保护区内人为干扰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中国特有植物猪血木的濒危原因及保护对策

猪血木(Euryodendron excelsum H.T.Chang)为中国特有的山茶科单型属猪血木属的珍稀濒危植物,现仅分布于广东省阳春县八甲镇地区,且仅残存一个居群,居群内个体数量仅100余株,该物种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物种濒危原因分析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环节,文章从猪血木的地理分布、生活史特性、种群分布现状及生态环境因素影响等方面分析了该物种的濒危现状,猪血木种群地理分布的局限性限制了其空间拓展;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对生境要求特殊和种群现状不利于其更新和发展,人为干扰对猪血木影响严重。其濒危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引起的生境破碎化和过度砍伐所导致的个体数量下降,文章认为现存种群和生境的保护是濒危物种保护的最有效手段,针对猪血木的濒危现状和原因,提出了就地保护,促进自然种群的繁衍更新,建立猪血木繁育基地进行迁地保护和回归引种的保护策略,以期为猪血木的保护和种群恢复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也为中国珍稀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不同重金属混合液对萼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 calyciflorus)实验种群增长的影响

为探究重金属复合污染对轮虫种群增长的影响,以萼花臂尾轮虫(Brachionus calyciflorus)为受试生物,采用析因设计方法设置ρ(Cu2+)为0.001和0.01 mg·L~(-1)、ρ(Zn2+)为0.01和0.1 mg·L~(-1)、ρ(Cd2+)为0.01和0.1mg·L~(-1)、ρ(Cr6+)为0.01和0.1 mg·L~(-1)和ρ(Mn2+)为0.1和1 mg·L~(-1)不同组合的混合液,利用轮虫群体累积培养方法,研究暴露于不同重金属混合液中的轮虫18 d实验种群增长的变化情况,探讨不同处理组对轮虫种群增长率和轮虫最大种群密度的影响。结果显示,重金属混合液组成成分浓度的变化显著影响其对轮虫的毒性,高浓度重金属混合液均显著降低轮虫种群增长率和轮虫最大种群密度。每种重金属离子和其他4种重金属混合液浓度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影响轮虫种群增长率;Zn2+和其他4种重金属混合液浓度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轮虫最大种群密度。轮虫种群增长率对重金属混合物中各组成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更加敏感,适合用来监测重金属复合污染对轮虫种群的长期、慢性毒性影响。     

迁徙停歇地东方白鹳繁殖生态研究

黄河三角洲是东方白鹳的迁徙停歇地之一,但近些年开始出现繁殖种群.为了解该种群的繁殖现状,有效开展保护工作,于2009年在黄河三角洲对东方白鹳的繁殖生态进行了研究.2009年在黄河三角洲繁殖的东方白鹳种群数量为21对,繁殖个体于2月上旬陆续返回繁殖区,最早于2月21开始筑巢.巢筑于水泥电线杆、人工招引巢或者高压输电铁塔上,其中利用旧巢11巢,新建巢10巢.大汶流巢区平均巢高13.25 m±2.07 m(N=18)、巢间距647.22 m±1 086.49 m(N=18);黄河口巢区平均巢高25.50 m±7.97 m(N=3),巢间距42 640.00 m±62 838.80 m(N=3).孵化期最早始于2月25日,个别繁殖对受干扰影响延迟到5月中旬.孵化期32.07 d±1.34 d(N=15),育雏期63.33 d±6.83 d(N=12),日育雏6.23±2.23次(N=68),雏鸟最早离巢时间为5月28日,最晚离巢时间为8月19日.2009年的21对繁殖东方白鹳共有17对繁殖成功,孵出47只幼鸟,出飞幼鸟37只.影响东方白鹳繁殖的主要因素是强风,此外,游客干扰、适宜巢址缺乏也是影响繁殖的重要因素.为提高人工招引繁殖的成功率,可适当增加人工招引巢数量并对其上的巢基进行加固.     

放牧对短花针茅荒漠草原建群种与土壤团聚体特征的影响

以内蒙古农业大学苏尼特右旗荒漠草原的放牧调控实验为平台,通过分析荒漠草原建群种种群结构及土壤团聚体特征,揭示放牧调控下荒漠草原短花针茅(Stipa breviflora)与沉积土壤的潜在联系。结果显示:(1)短花针茅幼龄与成年植株密度显著大于幼苗、老龄前期、老龄期密度;各年龄短花针茅种群密度、生物量均呈现重度放牧处理最高、适度放牧次之、重度放牧最低的规律;(2)短花针茅荒漠草原土壤团聚体分布受团聚体粒径及其与放牧强度的交互作用影响(P0.05);同一放牧处理中,100~250μm植物沉积团聚体含量最高,50μm与50~100μm团聚体含量次之、500μm团聚体含量最小;而裸地土壤团聚体以50μm团聚体含量最高;(3)50μm裸地土壤团聚体含量与50μm植物沉积土壤团聚体含量呈正相关(P0.05),而50μm植物沉积土壤团聚体含量与各年龄短花针茅种群密度、生物量呈负相关,各100μm植物沉积土壤团聚体含量与各年龄短花针茅种群密度、生物量呈正相关。研究认为,放牧降低了各年龄短花针茅种群密度和生物量,削弱了荒漠草地抵抗风蚀和沉降风沙的能力,降低了短花针茅改善基部土壤结构的生态功能,这可能是放牧草地退化过程的重要机制之一。     

加拿大一枝黄花有性生殖特征研究

加拿大一枝黄花Solidago canadensis L.是分布于我国的危害性最为严重的入侵种之一,它既可以通过有性生殖又可以通过无性生殖进行繁殖.对加拿大一枝黄花有性生殖的相关特征,如花序和小花的生物学特性、结实率和传粉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性系统为雌全性系统,每花序总花数为(15.16±1.67)个,缘花/盘花值为3.07±0.64.对成熟果实透明后进行的结实率统计表明,其结实率较低.套纱布网袋后的结实率极显著低于开放性授粉的,表明其花序是需要昆虫传粉的类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花序结构特征和开放式样显示出有利于增加异交的特点.尽管其结实率相对较低,但整个植株结实量大,仍需要防止其通过有性生殖产生的种子进行远距离的扩散和在新分布地区建立种群. 花有性生殖的相关特征,如花序和小花的生物学特性、结实率和传粉方式等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性系统为雌全性系统,每花序总花数为(15.16±1.67)个,缘花/盘花值为3.07±0.64.对成熟果实透明后进行的结实率统计表明,其结实率较低.套纱布网袋后的结实率极显著低于开放性授粉的,表明其花序是需要昆虫传粉的类型.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花序结 特征和开放式样显示出有利于增加异交的特点.尽管其结实率相对较低,但整个植株结实量大,仍需要防止其通过有性生殖产生的种子进行远距离的扩散和在新分布地区建立种群. 花有性生殖的相关特征,如花序和小花的生物学     

围封和放牧对科尔沁沙地群落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的影响

以科尔沁沙地自由放牧和围封10年的沙质草地为研究对象,采用野外调查与室内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围封和放牧对科尔沁沙地群落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的影响,旨在为退化沙地恢复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试验选择围封和自由放牧草地的典型地段,分别设置50个面积1m~2的草本样方,调查每个样方的种类组成及其特征值(盖度、高度和密度),采用针刺法测定样方总盖度和每种植物的分盖度;每种植物随机选5株,用直尺测量其伸长高度;对样方中出现的植物进行分类,记录同一种植物出现的个数;采用齐地面刈割法调查其地上生物量。主要结论如下,(1)经过围栏封育后,群落物种数提高了67%。方差分析表明,围封群落的盖度(F=90.536,n=50,P0.001)、高度(F=63.964,n=50,P0.001)、密度(F=10.274,n=50,P=0.001 8)以及地上生物量(F=83.64,n=50,P0.001)显著大于放牧群落,分别提高了178%、100%、67%和201%。围封和放牧群落均以一年生草本占绝对优势,分别为66%和73%,围封使群落多年生草本的优势度增加了52%。(2)围封群落物种丰富度显著高于放牧群落,但多样性指数没有显著性差异,均匀度指数显著低于放牧群落。(3)回归分析表明,放牧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呈现显著负二次函数关系(P0.05),而围封围封群落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不显著。     

新疆塔城市不同生境繁殖期鸟类多样性研究

鸟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动物类群,对环境变化相对敏感,常被用作环境监测和评价的指示类群,因此开展繁殖期鸟类群落研究对了解鸟类多样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于2016—2019年,每年采用固定样线(带)法对新疆塔城市4种生境繁殖期(5—7月)鸟类多样性开展2次观测。在塔城市4种典型生境22条样线(带)累积记录到鸟类15目40科115种。其中,库鲁斯台草原鸟类物种数、成鸟个体数均最多,塔尔巴哈台山灌丛、草原次之,而额敏河河谷林最少。同一生境中,仅库鲁斯台草原成鸟个体数(F=4.183,P=0.017)和密度(H=5.004,P=0.008)年度之间差异显著。塔尔巴哈台山灌丛和库鲁斯台草原鸟类物种丰富度指数、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较高;额敏河河谷林鸟类Pielou均匀度指数和塔尔巴哈台山草地鸟类Simpson优势度指数最高;不同生境间鸟类群落相似性(0.33～0.58)不高。所有生境鸟类均以食虫性为主,库鲁斯台草原鸟类食性集团多样且较平均,表现出相对较多的鸟类物种数。综上所述,塔城市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资源丰富,为鸟类栖息和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