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影响——基于天门、潜江部分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理论及其评估方法,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天门市和潜江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和OLS模型,分析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影响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农地整治能较大促进耕地生产价值的提高,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政府主导模式;（2）农地整治能显著促进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但两种模式的促进效应没有明显不同;（3）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有助于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农地综合整治的投资力度,还要在农地综合整治中重视生态整治,更要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     

不同模式下农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农地整治何以促进农户收入增加——基于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异质分析

首先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地整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揭示其作用效果的整治模式与地貌类型差异;然后利用湖北省地处江汉平原的天门市和潜江市、武陵山区的宣恩县和咸丰市483户农户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同一地貌是否实施农地整治、同一地貌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和不同地貌同一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主导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均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模式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地方政府主导模式,但即使同一地貌类型,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3）平原农地整治的增收效应明显高出山区农地整治,但即使同一整治模式,不同地貌农地整治对农户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大小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农地整治的农户收入效应受到整治模式和地貌类型的共同制约。     

基于生态价值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权衡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优化是满足不同整治目标下差异化的用地需求,缓解潜在用地冲突的重要途径。以海南省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项目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价值增长目标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目标之间的权衡,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用地设定生态价值优先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两种整治情景,以2019年试点项目区三调成果为现状,运用多目标规划模型和GeoSOS-FLUS模型分析两种整治情景下的用地结构优化和用地布局优化。结果表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现状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规模增加明显;整体景观分离程度较高,分布更加均衡且破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优先整治情景下,与生态价值优先整治情景相比,试点项目区红树林地和水田增加规模有所变小,但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明显增加;整体景观进一步破碎化。两种整治情景的用地布局与《儋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起步区国家级试点实施方案》中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项目布局相似与差异并存。因此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若增加生态价值与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潜力需要统筹配置各用地类型,同时也要关注优化用地后可能对景观格局产生的影响。     

格网尺度下延安市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格局与分异特征——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背景

在退耕还林工程背景下,以退耕还林实施后生态效果较显著的延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解译的三期影像数据,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在2 km×2 km的格网尺度下测算延安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ESV),并结合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探讨ESV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时间变化特征及空间转移的关联性和异质性。延安市的实证分析显示:(1)1990-2015年间,ESV的增减主要发生在耕地、林地和草地之间,林地和草地ESV合计转入21.29亿元,且转入量主要发生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2)生态服务功能主要由林地和草地提供,ESV的时间变化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促进ESV的增长,2001-2015年间增长了5.34%;(3)空间探索性分析显示,ESV在格网尺度下呈现出显著的"南高北低"分布格局,并在空间上表现出正向的集聚性和依存性,ESV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效果比较明显,并且高高集聚区与林地、草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低低集聚区与耕地、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整体而言,延安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和ESV的增减变化与推行退耕还林工程在时间上呼应、在空间上匹配,政府主导的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以耕地为主的北部地区应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基础上,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效益平衡,而林草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则继续发挥生态屏障的调节作用。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土地利用可持续性下降、耕地撂荒增多等多种农业问题,土地整治是当前中国改善耕地细碎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探索适宜的土地整治计量模型以解决耕地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基于多目标线性规划,从工程设计、权属调整、地块分配三方面构建土地整治项目区耕地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选取典型土地整治项目进行案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模型优化,案例区农业生产消耗降低了20.41%、地块平均规模增大了53.72%、户均地块数降低了34.92%,平均耕作距离减小了68.17%,可促进耕地细碎化问题的改善,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研究对丰富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方法,推动耕地细碎化问题解决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伊犁河谷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

基于1990-2014年4期TM遥感影像解译方法,分析了国家重点水土开发区-新疆伊犁河谷25年来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结果表明:(1)1990-2014年间,伊犁河谷耕地、居工用地及水体面积有所增加,耕地增长率高达59.3%,林地、草地及未利用地面积减少,草地以104.69km~2/年的速度减少;(2)近25年来研究区土地利用程度指数、信息熵及均衡度均有所上升,表明这一时期土地利用系统的无序化越来越剧烈,系统不稳定性增强,危及伊犁河流域的生态安全;(3)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总体有所上升,25年来增加75.26×10~8元,上升了17.13%,特克斯县的增幅最大,约为20.66%,而伊宁市生态服务价值出现下降,幅度达到18.52%。研究区生态经济的发展已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需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评价

开展不同风险源和风险受体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估,对于科学制定生态风险防控策略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文章建立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城市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方法体系,从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方面对厦门市近期(2010-2020年)和远期(2020-2030年)生态风险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直观反映生态系统功能的价值水平,避免生态系统中主要功能被忽略。研究发现:(1)厦门市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土地生产供给服务减少最多,滩涂文化服务减少明显;(2)厦门市在近期和远期生态风险均处于低风险等级以下。建议厦门市在坚持生态红线的基础上,合理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慎重考虑填海造地,避免在沿海滩涂盲目清淤,从而保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     

黄河流域生态服务价值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厘清黄河流域生态现状,分析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演化特征及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对提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黄河流域9省区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及国民经济发展数据,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指数,揭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化特征及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黄河流域全域生态服务价值(ESV)持续增长,由2000年的7020.7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5598.24亿元;(2)研究期内,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且人类活动及土地利用方式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较大,高度冲突区逐渐集中于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区内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下游河南、山东等省区内人类干扰密度较高的地区;(3)研究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分布不均衡,2000—2020年空间集聚态势逐步加大,且冲突区面积远大于协调区,中下游及下游区域两极分化现象明显;(4)研究区内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差异较大,要因地制宜,找出不同区域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综合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综合指数的湖北省耕地质量变化分析

在综合界定耕地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质量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以此为基础,对1995—2005年湖北省耕地质量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耕地综合质量变化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体现耕地综合质量的耕地本底质量、经济质量与生态质量变化差异显著。耕地本底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变化平缓,整体波动较小;耕地经济质量在1995—1999年间提升迅速,2000年后基本保持平稳,但最近几年有波动下降的趋势;耕地生态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呈缓慢下降趋势,近几年下降趋势有所缓和;耕地综合质量在1999年之前平稳上升,之后又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影响湖北省耕地综合质量变化的主导因子是耕地的经济质量与生态质量的波动,这与不同时期湖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的侧重有关,而耕地的本底质量变化对耕地综合质量变化的影响较小。研究采用的综合指数法能较全面地体现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的综合特点,且能反映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的一般过程。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判别准则研究

针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中存在的不足,文章基于改进的"消费-产出"生态足迹模型,以可持续承载生态亏损额为评价指标,构建了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判别准则,对临湘市2005-2013年的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并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内,临湘市的可持续承载生态亏损额在波动中呈增长趋势,处于生态可持续状态;(2)耕地、牧草地和水域的可利用生态承载力潜力已完全释放,而建设用地和林地的可利用生态承载力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3)区域生态可持续性呈现北高南低、中部最弱的趋势;(4)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模型较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在区域生态可持续性评价中的结果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结合研究结果,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建议,为临湘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评价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

为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给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和中部崛起提供参考,该文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盈余/赤字。研究结果表明：（1）从2015年到2019年,长江经济带人均生态足迹呈逐年下降的趋势,5年下降率为7.91%;(2)长江经济带人均生态承载力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5年下降率为2.37%;(3)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呈生态盈余状况,且生态盈余在逐年上升,5年的增长率为10.39%;(4)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耕地的利用现状内部分异大,根据11个省市核算结果分析人均生态足迹呈3个级别、人均生态承载力呈4个级别、生态盈余呈2个级别。综上所述,长江经济带涵盖的11个省市内部分异大,长江经济带整体耕地生态较好,耕地压力较小,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能够满足当前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要求。该文通过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研究2015-2019年长江经济带耕地承载力动态,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能值分析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采用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方法,对河南省1978年-2007年耕地生态足迹进行动态研究。基于能值分析的生态足迹模型通过将耕地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能量流换算成对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更真实反映人类活动对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通过对河南省的耕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比较,得出：河南省耕地由1978年开始生态承载力缓慢降低,生态足迹则呈持续增长,耕地生态系统逐渐变的不可持续。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流域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变研究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评价流域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系统压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模型,测度了九龙江流域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以及生态压力指数,并对比分析了不同区域、不同地类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九龙江流域生态足迹快速上升,由540万hm~2增加至1 257万hm~2;生态承载力缓慢下降,由260万hm~2下降至254万hm~2,这导致生态赤字不断扩大和生态系统压力不断增加;(2)不同区域差异方面,生态足迹由高到低依次为市辖区、县级市和一般县,而生态承载力分布规律与之相反,导致3类区域生态赤字差异不断扩大;(3)不同地类方面,6类土地类型中,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是流域生态足迹的主要贡献因子。其中,化石能源用地是影响流域生态足迹快速上升的关键驱动因子;同时,各地类生态承载力贡献率也在不断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的下降和建设用地的上升。     

试论天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实践经验

天津市对城市环境进行了几年的综合整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主要经验是:(1)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作为市政府的主要职能;(2)城市问题必须进行综合整治;(3)抓规划,尤其要抓计划与规划的统一;(4)环境综合整治要与城市建设和工业改造“搭车”前进;(5)政府为人民办实事,为民之举靠人民;(6)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要走改革之路。     

关于案例流域综合治理及管理的思考与探讨

以我国中部地区案例河流域为例,通过梳理现状水污染问题和综合整治过程中的难点,提出流域综合治理和管理可采取模式:(1)明确流域治理目标,从城市到水里开展综合治理;(2)明确工程的长期性,完善生态修复模式;(3)建立完整的跨部门跨地区的全流域管理机构,统一协调调配;(4)提前做好流域沿岸的产业布局规划,开发与治理适配;(5)政府积极鼓励民众和企业共同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综合治理,需要政府采取新的商务模式以吸引治理资金,达到双赢。以期能为我国流域的综合治理和管理开发提供一定参考。     

都市生态农地空间分布特征、类型及保护模式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为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生态保护压力,有必要界定"都市生态农地"概念。都市生态农地是指在都市系统中由农用地构成的生态性空间,一般仅限于都市区内,以较大规模和连片的空间形态融入都市功能组团。论文根据城市空间重构过程,推演出两个假设:1)都市生态农地存在圈层分布模式;2)都市生态农地生态价值与农地丰度、区位表征的供需关系相关。以广州的镇街为空间单元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从区位上看,广州都市生态农地基本可分为核心圈层、过渡圈层和外围圈层,验证了假设;2)基于区位和丰度差异,将都市生态农地分为三大类12级,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分类指导;3)农地生态功能是公共产品,但在政府与市场双失效下产生了租值消散。论文在总结核心圈层的国有化模式、外围圈层的区域协调模式后,建议在过渡圈层通过设立农地发展权进行保护。     

数字化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生态产业数字化是城乡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生态产品经营效率、拓展生态产品市场边界和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本文基于数字化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基础数据支撑比较薄弱、环境权益市场发育不均衡、产业链数字化运营能力较低、数字化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的现实挑战,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加强系统谋划,夯实数字底座,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和健全数字化保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质增效。     

土地整治中的生态环境与景观保护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指导下,土地整治不仅要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要促进生态环境与景观的保护,提高乡村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价值。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为例,分析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如何有效地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加强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并提出相关的保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