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考虑降雨量中绿水资源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将绿水资源纳入农业用水总量,全面分析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变动趋势。基于1998~2011年长江流域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影响因素的检验。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间内,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波段式上升态势;流域各区段的用水效率呈下游、上游、中游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2)灌溉费、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对外开放度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水资源量和年降水量均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关系,但只有降水量在统计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应当提高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水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在农业节水的具体政策方面,调整农业灌溉水价、加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扩大农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节水效应。     

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机制实证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水资源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具有更加重要的管理价值,如何依托市场与行政的两手发力,提升我国水资源管理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水权交易制度是利用市场与行政手段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解决人水冲突的重要技术手段,如何在准市场条件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水权交易定价机制已成为实现水权交易制度的核心技术。因此,针对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水权交易定价问题,本文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了水权价值测度模型,进而引入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准市场条件下的水权交易双层动态博弈定价模型,主要包括买方政府和卖方政府的微分博弈模型,以及买方政府与水务公司的Nash-Bargaining合作定价模型,运用HJB条件求解多利益相关者合作框架下的水权交易均衡水价空间,进而以江西省萍乡市水权交易实践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均衡水价主要受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水量需求系数β影响,且均为正相关,针对萍乡实践而言,由于水量需求主要体现在中长期发展规划阶段,上级政府协调能力显著性强于水量需求系数;均衡水价随着上级政府协调能力k值增大呈现由快转慢再转快的趋势,整体服从逻辑函数分布,均衡水价随着水量需求系数β的增大呈现由快转慢趋势,整体服从对数函数分布,针对萍乡实践而言,水权交易中市场与行政力量的两手发力存在稳定状态,二者缺一不可;随着议价能力系数提高,Nash-Bargaining的水权交易价格随之升高,表明政府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对水价具有直接的影响能力。     

关于我国水价、水权和水市场改革的评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让市场在水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作用，是水管理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引入经济手段管理水资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水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水资源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水价、水权和水市场，本文逐一对兰个方面的改革进展进行回顾和评价，揭示我国水价、水权和水市场的制度变迁轨迹。随着我国水价和水权制度的推进，水权市场的事例会越来越多涌现。尽管水市场在长期将有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水市场线入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决定了短期内水市场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     

基于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退耕还林政策评价——黄土高原区3县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农户层面上,以技术效率为标准,对退耕还林政策加以评价。以黄土高原区的陕西省吴起县、定边县和甘肃省华池县为实证案例,论文通过同时估计农户的投入导向的随机距离前沿和技术效率影响模型两个等式,分别测算了2009年吴起县159户、定边县152户和华池县125户农户退耕还林政策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退耕还林与吴起县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定边县和华池县的样本农户技术效率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退耕还林政策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执行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对定边和华池农户给予额外补贴或者实质性扶持,才可以实现该公共政策均衡私人森林供给和社会森林需求。研究还显示:3县农户生产受到劳动力、资金、土地、固定资产等投入要素的约束;户主的年龄、家庭规模和教育对不同地区的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存在影响;3县农户的平均技术效率在80%,说明存在减少约20%的成本且不减少产出的空间。     

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及市场运作——基于武汉市383户农户问卷的实证研究

选择交易成本低、具有操作性的补偿方式,实现农田生态产品的市场运作,是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的关键。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武汉市农户对不同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认知、选择以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政府补偿方式在农田生态补偿领域的缺陷及引进市场方式的建议。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户对农田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10.71%的受访农户听说过生态补偿、生态危机等概念;(2)49.02%农户对现行的现金补偿方式不太满意,认为补偿金额太低,94.65%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接受更高额度的现金补偿方式;(3)农户对现金、实物、技术(智力)、政策等农田生态补偿方式的选择偏好受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中需抚养人口数和文化程度的显著影响。研究提出构建农田生态补偿的交易平台、完善生态环境物品数量化的体系设计和管理模式的多样化是推进农田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法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j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家庭保障、劳动力结构与农户土地流转——基于江苏省142户农户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是今后我国农业应付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状况,并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7年在江苏省高邮市、兴化市两地4个村随机抽取的142个农户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当今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上的行为。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较好地描述了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相应的土地面积。发现家庭保障水平越高的农户转出其土地的可能性越大、转出地面积也越多。农业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则转入土地的可能性越大,与之相反非农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则转出的土地较多。农户家庭保障水平低下和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可能是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农户环境认知、行为决策及其一致性检验——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业环境的改善,关键在于农户。通过对江苏省206个农户样本的调查,考察了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状况,并对两者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以总分为6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5分以下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87%,表明部分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比较低;在以总分为5分的行为决策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下的农户占到样本总量的563%,表明部分农户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不足;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农户环境认知和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环境认知与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性,土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变量对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影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不一致性     

分布式认知理论框架下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SEM模型的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实证分析

基于分布式认知理论,从"个人力"、"地域力"、"文化力"三个层次构建农户土地流转认知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利用"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土地流转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定量分析各影响因素在农户土地流转认知中的作用。研究证实:不同农户认知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流转认知偏好,"无文化的老农民"相对于"有文化的年轻职业者"在土地流转认知中更加保守;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普遍偏向土地的资产属性和财产权利,农村土地流转具备内在动力;然而,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需求,农户不会因为其家庭生产方式和经济来源明显脱离土地而产生强烈的土地转出愿意,农户的家庭生计条件及"土地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土地流转;村镇干部"取信于民"是农户获得"安全感",克服风险规避心理促进土地流转认知的最重要因素;流转价格是对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物质与精神"双重损失"的资金补偿,两者的匹配程度对农户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得出要规范流转程序、健全流转监督机制、保护农民利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加快推进和支持农村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保障和农业经营扶持机制等政策启示。     

环境约束下农业用水效率的时空演变与地区差异——基于沿江区域与沿黄区域比较视角

日益稀缺的水资源制约农业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后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的新时期,长江与黄河流经的大部分地区作为中国重要农业生产区,其农业生产须向高质量阶段迈进。在此背景下,考察并比较沿江与沿黄区域农业用水效率,对两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基于2000～2019年中国分省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混合距离函数模型,按照“用水理想值/实际值”的思路,测度农业用水效率,并从时空演变、地区差异等方面对两区域展开多层次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除上海外,两区域其余省份效率提升明显,沿黄区域在2016年前明显低于沿江区域,2016年后,反超沿江区域。(2)两区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分布形态发展虽在样本期初期差异较大,但在后期,具有较高相似性,均表现为主峰位置右移,出现左拖尾现象。(3)沿江区域内部相互影响程度较低,其空间效应并不明显;沿黄区域则呈“低-低、高-高”集聚现象,存在较强空间相关性。(4)两区域农业用水效率的地区差异均呈波动下降趋势,超变密度和地区间差异分别是沿江和沿黄区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量。据此,沿江区域各省份应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有的...     

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

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核心在于保障农业高效、公平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张掖灌区用水户协会参与灌溉管理制度对农户用水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用水户协会的成立、排灌系统的完善、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水权市场的建立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灌溉水的利用效率,缓解了张掖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然而,由于当前用水者协会"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导致用水户在灌溉管理中并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用水户对灌溉管理的民主参与并没有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为此,我国应建立完善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激励机制和灌溉管理中的民主决策机制,使协会成员真正参与到灌溉工程的建管、灌溉水价的制定和剩余水权的流转和分配中来,保证农户通过参与灌溉管理获得更为可观的效益,是我国未来用水户协会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The Mixed Mechanism in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1 INTRODUCTION As an irreplaceable resource for the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water is essential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resource-poor and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China is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water resources.2 THE MAIN PROBLEMS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involve four aspects: drought and water shortage, serious threats of flooding, water pollution, soil erosion an…     

基于水资源承载量的新疆分区域人口压力分析

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半干旱地区。全面了解新疆各区域水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以及实际存在的人口压力状况。对于深刻认识干旱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分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决策，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新疆不同区域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指数以及人口承载压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和区域对比分析，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①不能一概而论机械照搬联合国关于干旱区和半干旱区人口密度的临界标准。各地应该有适合当时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技术水平的人口承载密度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②新疆当前平均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密度是11人左右，大于联合国制定的干旱区人口密度临界标准，但小于半干旱区临界值。整个北疆的人口承载标准是23—26人／km^2，南疆的人口承载密度介于7．3～8人／km^2之间。各个地州之间也有较大差异。③目前新疆总体上看已经略微超载，人口对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比较大。而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以南三个地州，人口严重超载。④从干旱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来说。必须对生态用水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在承载量研究中兼顾资源与环境对人口的双重约束。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中国居民虚拟水消费研究

居民在消费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即在消费隐含其中的虚拟水,并且虚拟水的消费量远大于实物形态的水的消耗。不同消费模式对水资源的需求差异很大。文章借助投入产出方法计算了2002年中国各省及城乡居民的虚拟水消费情况,并分析了造成虚拟水消费差距的原因。结果表明,人均虚拟水消费量省际间及城乡间差异显著,基本是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城镇高于农村;每万元消费的虚拟水含量省际间及城乡间也有所不同,基本是欠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农村高于城镇。分析认为,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基于IPAT等式的甘肃省用水影响因素分析

将经典的IPAT等式扩展为包含人口、富裕程度、用水强度和产业结构4种影响因素的用水分析等式;并利用结构分解模型,将4种影响因素对总用水量变化的贡献分解开,得到不同因素对用水变化的影响.利用模型对1999-2008年甘肃省用水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富裕程度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最大,最高为2003-2004年(21.07×108m3);而人口变化对用水量的增加效应相对较小,均小于1×108m3;尽管用水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减少用水量,但产业结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比用水效率的贡献小;此外,单纯地提高用水效率或调整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在环境约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不仅要从提高用水效率、调整产业结构出发,实现水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更重要的是调整发展思路,摆正人和自然的位置,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理论创新初探

在以水资源过度开发、水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及用水效率和效益低下为主要标志的水危机日益凸显的今天,探寻和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并能反映先进生态水文化的现代水资源管理模式,是解决我国流域目前面临的水问题、应对未来不断加剧的水危机、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战略抉择.在对国内外水资源管理模式的发展动态及研究进展系统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从传统的以行政区域为单元、以政府为主导、以供水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模式向以流域为单元、以市场为主导、以需水管理为基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模式的转变,是未来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模式理论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并从流域水资源的管理制度、文化体系、管理模式、法律及政策体系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Water, Workfare and Poverty: The Impact of the Working for Water Programme on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In 1995,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launched the Working for Water (WfW) programme that links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goals through the removal of high water-consuming alien plants with pro-poor r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hilst bio-physical evaluations have widely reported on the hydrological, ecological and conservation components of the programme, there exists growing uncertainty over the programme’s role as a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evaluates three projects in the Luvuvhu catchment, Limpopo Province, against five socio-economic workfare criteria and the underlying biophysical rationale. Results show that asset creation from incremental streamflow is economically efficient and is likely to improve significantly if biodiversity benefits, community harvesting of riparian goods and services, ecological non-use values and seasonal water demand valu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analysis. However, socio-economic benefits are more questionable: poverty targeting is weak with wage rates failing to self-select the poor; a minor proportion (0.5%) of catchment households benefit from the highly-valu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igh variability in monthly employment cause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for labourers; labourers are not ‘empowered’ as is evidenced by the failure of the 2-year exit strategy; and programme efficiency is high in proportional allocation of cash-flow to non-management wage labour.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Working for Programme is a potentially replicable model in other semi-arid contex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f based on its core biophysical remit but is a transitory and limited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rural livelihoods.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的研究——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交叉路口,水环境日趋恶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跨行政区水污染问题为资源环境有效配置、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上下游地方政府及人民之间矛盾解决及社会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以江苏浙江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结合国外跨行政区水资源管理经验,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管理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间的矛盾。解决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较为可行的方案是：保持以条块结合的政府层级结构基础上的管理体制,通过机构、机制、法规等综合性改革来协调当前管理体制中流域及区域中不同部门、不同层级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