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起生态文明的火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历史已经走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人类所企盼的生态文明正向我们走来。文明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整体体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生态文明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如能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将会大大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意义深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与思想意蕴。其重要内容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从根本上保障民生福祉。公园城市,则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对工业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和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与科学实践。它是自然生态域和城市社会场的深度耦合,是以健全的生态系统为依托所塑造出的现代新型城市,也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和谐统一的有机体。从经济价值理论角度审视生态文明时代的公园城市发展,其关键内涵就在于生态价值转化,即在城市建设中探寻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探索如何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极”。文章从历史发展高度深刻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厘清了公园城市的发展背景与理论内涵,并从价值论的创新角度解读了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的经济机制和主要路径。从理论维度和实践路径明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引领公园城市的发展变革,推动新时代下的城市建设理念从工业逻辑回归生态逻辑,进一步强调公园城市是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道和以生态价值转化增进社会民生福祉的全新发展范式,为形成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同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协同创新机制,探寻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提供了重要思考。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进展

中国正在进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文献统计和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突破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演进、实践成效、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已有研究为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律,树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指导。但是,还存在着研究比较分散、深度不够、创新性工作缺乏、方法单一等问题。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综合多维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加强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和创新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开展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将"五位一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从重视环境保护到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再到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试点,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步从理论构建迈向实践探索,开拓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境界。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强度仍是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在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约束下,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2014年设立的5个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作为准自然实验,在分析政策实施背景及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分别运用合成控制与双重差分方法检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考察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且对福建、贵州和云南3省碳排放强度的促降效应尤为明显,且研究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发展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作用以及优化能源结构和改善市场分割的逆向倒逼作用降低碳排放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并切实结合地区绿色发展差异,寻求降低碳排放的多维路径,加强跨地区交流与合作,以促进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视角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损害需要承担责任将成为中国法治时代又一个崭新的命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担责因何而生、又因何而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根据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才能促进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有效构建与救济机制的健康运行,才能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观作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理论基础之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不仅扫清了环境损害责任确立的思想和认识障碍,而且回应了个别学者对环境损害责任成立的质疑,为环境损害责任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不仅如此,生态文明观还为环境损害责任的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法治保障,是生态文明观孕育了环境损害责任。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生态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孕育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原因,是因为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有诸多内在的共同性:生态文明观与环境损害责任之间同根同源,都起源于生态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共同的手段就是环境法治,最深层次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未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应当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指导,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作为思想指南和理论渊源。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治理范畴并给予效能评估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阐述治理内涵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梳理经典制度理论及相关文献,从治理维度、治理工具、治理措施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框架,即“制度-能力”治理模型。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政策作为数据样本,运用文本计量和内容分析法对该治理框架进行定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高的解释力。总体来看,中国生态文明治理的效能显著提升。具体而言：第一,中国生态文明法规政策制定与实施呈“间断-均衡”态势,生态治理府际协同度较高;第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效应显著;第三,生态治理工具结构较为均衡和合理,治理工具之间的组合发力趋势日趋明显,但强制性制度工具仍占主导地位;第四,治理措施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但并不均衡,措施的管制色彩依然比较明显。据此,从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视角,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协同性,筑牢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态治理工具结构,着力提升顶层设计和思想引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逐步降低强制性制度在中国生态治理工具集的占比;着力优化和均衡生态治理措施,逐步降低管制性生态治理措施的范围和强度,提升治理措施的现代化水平。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识别

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创民族伟业、中国圆梦的时代重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需要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识别。本文从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制度和生态文明行为三个方面建立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选取全国31个省份2012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运用BP神经网络法降低DEMATEL模型中专家打分建立关联矩阵的主观性,结合摆幅置权法(SW)得出综合重要度,遴选出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因素。其中,年份最近的2014年计算得出的关键因素按照重要度排序依次为:本级环保能力建设资金使用总额、排污费解缴入库户金额、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颗粒物、网站主动公开各类政府环境信息条数和环保系统人员总数。将这些因素按照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划分为三大类,得到3点结论:生态意识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能强化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和理念,生态文明意识所占的比例先降后升,不断提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丰富,逐渐感受到成熟的制度设计、明确的制度规范才是根本,生态文明制度类别在关键因素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生态文明行为作为表现形式,随着其他两方面的变化,生态文明行为不断改善,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因素中所占比例下降。本文在生态文明意识方面提出要针对性地帮助和鼓励各级环保部门开展信息公开工作;在生态文明制度方面提出强化环保能力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发挥排污费的真正作用,提升环保系统人员的能力素养,探索新工作思路等举措;在生态文明行为方面提出综合车、油、路等多方面措施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建议。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仿真与优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检验,证明模型结构、行为与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模拟维持现状、经济优先、资源环境优先和协调发展等4种方案条件下,2011~2030年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对系统仿真方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协调发展模式下,其能源供需平衡指数为–0.113,环境污染程度为0.083,既使社会经济高效发展,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较优方案。研究为江西省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再论环境社会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四种基本关系

首先,在总结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中西学者对中西文明特征的看法的基础上,论证了在东西方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分化的现象.又考虑到"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并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进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为人与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是以整体性的视角对待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和观念的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指以分析性的思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的总和.其次,论证了四种关系是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必要的;二是基本关系之间可以是相关的,但不能是完全相关的;三是在所研究的系统中,所有的基本关系必须是完备的;四是基本关系应该是所描述的系统的各个一级子系统之间的一级关系.主要通过穷举法,发现从兰种生产理论或者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层面上看,其中存在九种一级关系,但是有些关系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相去甚远,有的具有完全共线性的性质,把这些关系排除在外,剩下四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生态复兴:兼论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基础

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了应对目前随工业文明发展而出现的种种不和谐、不可持续现象的挑战,而且要以一种崭新的文明思想和形态实现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升华.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文化和思想基础.仅凭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实现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兴盛有赖于中华文明的复兴.文明的升华和进步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更是其发展的前提.西方的兴盛不仅在于工业化大生产及相应的设备和科技的全球普及.更在于与工业文明相一致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全球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兴盛更准确地说是起始乎工业革命之前的文艺复兴.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的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文明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全球经济整合、生物圈遭到严重威胁的今天,中华文明可望以生态文明的形态得以升华和复兴,并从根本上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体系模型构建研究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部分,水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作为一项开拓性工作,当前亟须构建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要素体系,并给出对系统关键要素进行识别及对系统要素作用机制进行动态性分析的方法。论文整合水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探究了水生态文明建设中系统要素的类型、存在形式及其传导机理,构建了包括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的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体系模型。为了验证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并发掘关键要素,论文以山东省淮河流域为例,选择了22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模型中的要素,经过统计分析,得到了5项系统关键要素及其重要性排序。为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论文选取前2位关键要素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为例,使用Vensim平台模拟绘制出山东省淮河流域水利用因子和水生态环境因子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综合考虑存量、速率变量与辅助变量三种变量的动力学作用关系,对该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关键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从动态视角为区域内相关部门的决策制定提供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水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将水生态文明建设系统要素归结为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利用、水管理、水文化六大要素体系模型的做法具有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可以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对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和管理提供方向,系统动力学分析可用于对特定区域关键影响因素的动态作用关系分析,进而发现提升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关系: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关系论

文章主要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例,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裂的现象,并初步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被分解成两种关系,即人与夭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从系统的整体角度考虑,将涉及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称为人与天的关系;从自然中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此种分解亦可以作为理解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视角.本文将这两种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共四种关系,统一在三种生产理论的框架内.这样的划分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环境管理学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项进展

过去10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些进展当中,本文辨识出3个核心的概念: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低碳经济概念,对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分析了其中十分密切的理论联系。地球系统观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所处地球环境的认识,被称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从而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颠覆了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低碳经济概念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实践的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3个概念都突出了地球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也都强调了对地球表层这个自然与社会剧烈交互作用的生态圈和人类圈的理解必须运用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理解这3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论10年进展的关键。     

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环境影响及生态工程措施

农业非点源污染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污染方式,由于其污染的时空范围广,不确定性大,污染严重,对其治理及管理的难度也较大。本文论述了农业非点源污染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治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生态工程措施,如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施肥技术、污水处理和固体废物生态工程技术、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技术、建立植被缓冲带和湿地生态工程等。     

试论生态化人格及推进人格生态化的意义

人格与生态的内在关联,包括康德在内的法权论者认为作为法权主体的人格同外部自然物(包括生态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黑格尔明确地把外部自然界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加以考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尽管有了对于自然界的所有权,却也并不就是真正自由的独立的人格,近代的生态危机,归根到底同这种反生态人格密切相关。生态化人格是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合的作为生态文明主体的"生态人"的资格、规格和品格的统一,是一种权利和义务(责任)相统一的新型人格,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新型人格,是对其他人格富有同情和尊重的智慧型人格,还是一种具有审美视野的美的人格。它的真正确立,包含着实践的环节。生态化人格的塑造与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需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不断推进铸就的。推进人格生态化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目的和要求。     

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随着人口向沿海区域聚集,以及海洋开发的深入,海洋环境风险徒增。要实现海洋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治,需要洞悉海洋环境风险不同于一般环境风险的特性,了解其独特的形成机理。目前,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使用更多地是基于经验而非学理。鉴于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匮乏,文章采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挖掘了海洋环境风险的一些特有属性。研究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中,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并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对于防治者而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要有特别注意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     

基于演化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冲突分析

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是维护当今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补偿是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它是为了制止生态破坏而征收或补偿的费用,所以不同于一般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本文根据补偿的类型不同,将生态补偿分为资源型生态补偿和环境型生态补偿。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将流域上游政府的策略简化为保护或不保护河流,下游政府针对上游的情况,选择"自主型"或"接受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特点和结果。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且关键点是保证上游地方政府收益始终最大化;中央政府干预的程度是使上游政府群的收益在保护的情况下比不保护的收益要大,而干预的结果则是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补偿)策略成为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推广我国生态补偿政策。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