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2017年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变化

为了解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分析人类养殖活动对其影响,于2012-2017年对该区域大型底栖动物进行调查。结果表明：6年间共发现120种大型底栖动物,依据种类组成进行聚类分析可分为4组;调查中总平均丰度为3 495.9 ind./m²,范围为506.7~17 864.0 ind./m²;总平均生物量为197.26 g/m²,范围为1.58~489.17 g/m²。光滑河蓝蛤（Potamocorbula laevis）为第一优势种,其繁殖盛期在每年9-10月。调查期间生物多样性整体呈下降趋势,人类的养殖活动主导着海州湾潮间带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变化。     

上海市水环境质量考核方法研究

提出了一种综合的水环境质量考核方法——水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法。方法对综合水质指数、水质改善率和水质达标率三个参数进行标准化及加权平均,其中综合水质指数反映水环境质量状况,水质改善率反映水环境治理工作成效,水质达标率反映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通过设置适当的权重系数,评价结果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反映区域水环境质量状况、水环境治理工作成效和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水环境绩效评价等工作提供参考。     

永顺隧道岩溶涌水风险性评价及地下水流量衰减过程分析

永顺隧道除进口1 km段为碎屑岩外,其余均为可溶岩段。为明确永顺隧道各路段岩溶涌水的风险级别,通过分析该隧道各路段的气象水文、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特征,采用隧道岩溶涌水专家评判体系对其不同路段岩溶涌水风险性进行评价,并采用地下水流量衰减的指数衰减理论分析了隧道段DK64+630～DK67+930发育的兰花洞地下暗河系统岩溶水流量的衰减过程。结果表明:永顺隧道DK64+630～DK67+930段为隧道涌水高风险路段,涌水量大于1×10~5 m~3/d,DK56+440～DK57+460段为隧道涌水低风险路段,DK57+460～DK64+630段为隧道涌水中等风险路段,DK67+930～DK68+522.27段为隧道涌水中低风险路段;通过基于GPRS通讯技术的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得到的降雨量-流量-水位数据,分析了横洞及涨潮湾地区岩溶地下水流量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得出兰花洞地下暗河岩溶系统具有双重含水介质的特性,既有大型的岩溶管道或洞穴,又有一般的岩溶裂隙和层间裂隙。该研究成果可为穿越暗河溶洞地区的公路、铁路隧道岩溶涌水的预测预报提供借鉴。     

煤堆场洒水频率和强度研究

煤堆表面煤颗粒含水率变化不仅与大气温度风速等气象因素有关，也与洒水强度和频率有关。通过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码头含水率变化的实地测试，结合堆场喷水系统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气象条件下洒水频率和强度。     

黄浦江底泥和生物膜对汞的吸附及形态分析

为探讨影响沉积物和生物膜对汞的吸附量及吸附形态的各种因素,采集了黄浦江底泥和生物膜样品,进行汞的吸附实验,发现pH值和Na 浓度是影响吸附的重要因素:pH=6时,汞的吸附量达到最大;在低的离子浓度范围内,吸附量随着离子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当Na 浓度达到一定值时,吸附量反而降低.通过对吸附数据的拟和发现,Freundlich方程更适于描述汞在底泥中的吸附过程,而Langmuir方程更适于描述汞在生物膜中的吸附过程.外加汞源后,生物膜所转化的气态汞和有机质结合态汞含量较高,而底泥中的有机质结合态的汞含量则较高.     

活性炭三维电极法对印染废水的处理研究

对三维电极方法处理印染废水进行了实验研究,初步探讨了活性炭三维电极法处理印染废水的机理,对影响处理效果的各种要素,如反应时间、槽电压和pH值等进行了条件实验,得出了活性炭三维电极法处理印染废水的最佳运行条件为:停留时间120-180 min,槽电压25～30 V,进水pH值6.5～7.5。结果表明,该反应器能有效地降低废水色度,有较高的COD去除效率,并能提高印染废水的可生化性。     

咸宁市咸安区耕地资源变化态势与对策

耕地的减少是咸宁市咸安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分析1949～2000年咸安区耕地变化的基础上,应用相关分析法分析了近10年来引起该区耕地变化的原因: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及土地管理政策等,并提出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控制城市规模,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及建立耕地流转制度以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等措施.     

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

通过阐释循环经济的内涵，指出了人们对循环经济认识的两个误区，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行为逻辑与实现机理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提法得益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契合,但目前二者的耦合仍显"生硬",为此,有必要对它多元善治的行为思想、协商合作的行为过程和正和博弈的行为取向等行为逻辑进行深入探究。而要让这一治理模式得以实践,则需要克服传统的治理观念、垄断的权力机构、残缺的市场机制、脆弱的社会组织和滞后的公民素质等一系列障碍的阻扰,从优化权责体系、塑造协同关系、搭建信任平台、培育社会力量和健全法律法规等措施着手,发挥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源整合优势,实现协同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