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环境问题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

本文在对环境问题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揭示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作用的类型、原因、特点,揭示不同区域、不同社会团体、不同人群之间的环境关系、环境矛盾的特点,以及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相互转化的状况,对如何消除环境冲突和摩擦,协调环境问题中人际关系进行了思考。     

大气排污总量计量仪器的研制开发与应用

论述大气排污总量计量仪器在我国的研制开发历程、作用、应用前景及存在的问题,并且对该类仪器的研制提出了技术参数。      

浅析旋风式除尘器的运行与管理

旋风式除尘器是一种结构简单,阻力适中,可以在高温下工作的除尘装置,目前广泛应用在锅炉的烟尘处理上。 旋风式除尘器是利用烟气沿筒壁高速度旋转而产生的离心力,使尘粒分离出来的除尘基本原理。由于离心力比尘粒自身的重力     

浅谈加强环境监测站档案室工作的有序衔接

本文从档案管理工作中,,总结出了环境监测档案的一些管理方法,以及环境监测档案工作有序衔接的重要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碳税政策研究

征收碳税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节能减排的有效政策工具.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碳税征收对中国宏观经济、节约能源和抑制CO2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征收低税率的国家碳税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低税率的碳税方案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极为有限,但对减缓CO2排放增长具有明显的刺激效果.为逐步形成中国的碳税税制,利用经济手段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落实和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设计出中国碳税征收的实施方案.     

不同粘土矿物对磷污染水体的吸附净化性能比较

比较了凹凸棒石粘土、高岭土、膨润土和蛭石等4种粘土矿物共8个样品对不同程度磷污染水体的吸附净化能力.结果发现,4种供试粘土矿物对水体磷均有一定的吸附净化潜力,但针对不同程度磷污染水体存在一定差异,且同一种粘土矿物的吸附净化能力也会因矿物组成差异而不同;针对模拟Ⅴ类水(ρ(P)=0.4 mg·L-1),高岭土的吸附净化能力最强,其次凹凸棒石粘土和膨润土的吸附净化能力与活性炭接近,而蛭石的吸附净化能力较差;针对模拟劣Ⅴ类水(ρ(P)=1.0 mg·L-1),膨润土的吸附净化能力最强,蛭石次之,高岭土因矿物组成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凹凸棒石粘土的吸附净化能力与活性炭较为接近.结果表明,凹凸棒石粘土和膨润土针对不同程度磷污染水体的应用范围较宽,高岭土最适用于Ⅴ类磷污染水体,而蛭石可应用于劣Ⅴ类磷污染水体.     

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评估及展望

论文对近10年来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污染控制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由单环节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污染控制演变,由单纯强调工业"三废"控制向工业、城市和农业全方位污染综合防治演变,由单一指令控制手段向行政、经济与技术综合手段演变等3个显著特点;运用影响因素评价矩阵,对当前的主要污染控制政策进行了系统评估,指出目前我国污染控制政策总体执行效果不显著;最后提出了未来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基本走向,一是完善污染控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三项重点环境管理制度,三是加强环境税收、排污权交易、环境公共财政、生态补偿、绿色资本市场等七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建立中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设计和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本文对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分析了我国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回顾总结了国外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经验和我国实践,从"全程防控-空间优化-质量导向-数量控制-实施保障"等五大方面提出了我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框架。     

美国EPCRA法案对我国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启示

本文围绕美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法案——EPCRA法案和在该法案要求下建立的、为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核心制度——有毒污染物释放清单制度(TRI),分析总结了发达国家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立法理念、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技术支持、信息平台等方面的经验,并将其与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项制度《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进行了对比分析,识别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基础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执行等方面的不足,且结合我国下一阶段推动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工作需求、推动排污许可改革等工作任务,就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建议。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