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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机制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已进入高发期.结合中国环境风险控制的要求,针对环境风险发生的3个阶段(事前预防、事中响应、事后处置)从环境风险源、控制管理机制、环境风险受体3个因素人手,在环境风险源管理、区域环境安全规划、环境风险应急管理、环境污染事后评估与环境修复等4个环节搭建环境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立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体系. 相似文献
122.
天津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分解 总被引:2,自引:2,他引:2
天津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其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已经成为该市能源消费的主体.建立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天津市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10 a内天津市工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0.41%,比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低58.53%;工业能源强度持续下降,万元(104元)增加值碳排放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99年的2.38 t/万元降至2009年的0.68 t/万元,表明工业节能减排效果较明显;在工业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57.80%,高于北京、上海等地.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对工业经济规模、行业结构、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等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经济规模是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主导原因;行业结构、能源结构整体上对碳排放量影响较小;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是工业节能减排成效的最主要贡献因素,对碳排放量变化的贡献率达-140.80%.通过对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进一步分析可知,能源密集型行业严重影响了工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变化. 相似文献
123.
港口环境风险管理探讨——以天津港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和港口的环境保护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港口的环境风险防范管理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当前中国港口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港口环境风险的增加,对风险进行有效地评价和管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分析了天津港环境风险管理技术思路和主要内容,对天津港存在的环境风险因子做了识别,并对环境风险的评估方法做了针对性总结,为港口的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了一些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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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6~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以STIRPAT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深入探究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从人口因素看,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弹性系数分别是1.152、0.585、-0.478、-0.230,对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人口规模增多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人口老龄化增加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正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的正效应和家庭规模的正效应明显弱于东部地区;(3)从经济发展看,在全国层面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倒N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的提升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4)从技术水平看,生活能源消耗强度和市容环境卫生费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20、-0.0168,区域差异不明显. 相似文献
126.
天津东南部某区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属的累积特征 总被引:6,自引:0,他引:6
为分析天津东南部某区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中重金属(As、Cd、Cr、Co、Cu、Pb、Ni、V、Zn、Hg)的累积程度,在该研究区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农业用地3种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表层采集样品进行重金属含量分析,并运用单因子指数法和内梅罗综合指数法对重金属累积状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在工业用地土壤中累积程度较高的重金属为Cd、As、Co、Ni和Zn,在居住用地中为Cd、As、Co、Zn和Pb,而农业用地土壤为Cd、As、Co和Zn。研究区土壤重金属状况总体表现为Cd为重度累积,As为中度累积,Co、Cu、Pb、Ni、V和Zn为轻度累积,Cr和Hg基本处于背景值水平。土壤重金属内梅罗综合指数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大部分地区的土壤重金属累积程度都达到中度及以上水平,内梅罗综合指数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该研究区Cd、As和Co累积程度明显偏高。 相似文献
127.
128.
129.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是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基础性工作,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国家对现代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建设的新要求的基础上,总结了某中国石油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建设智能化、信息化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系统,研究建立企业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资源共享机制等建议,为下步中国石油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完善建设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130.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恶臭防治进行立法的国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形成了以“22种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指数”为管控指标的恶臭排放标准体系,对产生恶臭企业的厂界、排气筒和外排水进行排放管控。本文着重介绍两类管控指标在三个管控点位排放标准的制定依据和计算方法,这是日本恶臭排放标准体系精细化程度高、基础研究扎实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的标准制定和恶臭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日本以“不引起周边居民反感”的臭气强度范围2.5~3.5作为厂界排放标准限值制定依据,通过对特定恶臭物质/臭气指数与臭气强度的关系研究,制定厂界排放标准范围,并且规定市区町村根据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标准。日本排气筒排放限值依据厂界限值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受地形、天气等因素影响,一厂一标准。臭气指数的外排水标准通过厂界限值计算得到,特定恶臭物质的外排水标准限值通过研究恶臭物质在水和大气中的影响关系得到。我国国标制定了排放标准的下限,各省(区、市)在国标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日本1313个市区町村在国法的范围内制定了地方标准,而我国的恶臭地方标准非常少。我国同时执行8项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浓度标准,并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