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碳排放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三大经济圈为研究对象,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SBM模型、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碳排放效率的静态、动态变化特征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探讨三大经济圈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2007—2016年间三大经济圈的碳排放效率整体上水平较低,三大经济圈碳排放效率在时序上的变动都经历了高值波动、持续下降和低值波动阶段.从Malmquist指数分解情况来看,技术退步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规模效率存在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碳排放效率提升空间巨大.地区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外资依存度、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三大经济圈的碳排放效率影响显著,技术进步水平与其他因素相比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     

黔西拖长江流域水化学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拖长江为黔西典型的矿业型岩溶山地小流域,研究其水化学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水资源科学管理均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采集拖长江流域河水、泉水和矿井水样品,利用水化学图解、数理统计和绝对因子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受体模型(APCS-MLR),研究了拖长江流域河水溶质来源及其对河水水化学组分的贡献.拖长江流域河水pH值为7.30～8.31,TDS值为40～520 mg·L^-1,TDS主要由Ca²⁺、 Na⁺、 HCO^-₃和SO₄^2-贡献.河水优势阳离子为Ca²⁺和Na⁺,优势阴离子为HCO^-₃和SO₄^2-,水化学类型从HCO₃-Ca过渡为HCO₃-Ca·Na和HCO₃·SO₄-Ca·Na型;矿井水主要为HCO     

延庆地区山谷风对PM2.5浓度的影响

基于2015~2019年北京生态环境监测和气象数据, 分析了延庆地区山谷风对PM_2.5浓度的影响, 揭示了含山谷风环流污染过程(事件1)与未有山谷风污染过程(事件2)初始阶段的异同及其气象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延庆持续性污染过程集中在9月~次年3月, 共计63次, 其中27次(43%)伴随1d或多天的山谷风日, 39d山谷风中有32d(82%)出现在污染过程的初始阶段, 18%出现在峰值阶段; 36次过程未出现山谷风日.山谷风日逐时PM_2.5浓度大于非山谷风日4.5~15.4μg/m³, 全日差值最大时段为谷风阶段(15:00~19:00)均大于13μg/m³, 山谷风日存在SSE-ESE风频中心0.59%, 15:00~16:00风速3.3m/s左右, 非山谷风日风频中心在WSW-SW和SE-ESE, 最大值为0.41%, 风速较山谷风日小.事件1和2初始阶段PM_2.5浓度变化关键期为15:00~19:00, 事件1风向E-SSE风速2~4m/s, PM_2.5增长速率大于事件2, 与露点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3:00事件1PM_2.5浓度显著高于事件2 20μg/m³左右, 污染过程发展初期出现的山谷风环流谷风阶段的偏东南风形成气溶胶和绝对水汽的区域传输, 对PM_2.5浓度的升高有正贡献.平原空气污染过程(延庆未出现)特殊污染型占比20%, 该类污染型白天风频中心分布分散, NNW-WNW、SW-SSW和ENE-NNE均有0.7%左右的风频中心, 未出现S-ESE的风频.     

两类污染型下中低空风切变对PM2.5浓度影响

基于2015~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和多源气象数据,分析了北京地区0~3km中低空垂直风切变在不同PM_2.5等级下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风速日变化特征随着PM_2.5浓度升高而逐渐减弱,PM_2.56级污染时近地面风速日变化基本消失,甚至反向变化;白天边界层风速增大时段对应10m/(s·km)以下的风切变,20:00后增大至12~14m/(s·km),该现象随着PM_2.5污染加重变得更为显著,白天时段近地层垂直风切变较小值(<6m/(s·km))维持,可能是污染严重的信号之一;基于旋转经验正交函数分解法(REOF),将污染日下中低空垂直风切变分为无扰动型和压缩型,压缩型低压强度略强于无扰动型,无扰动型的PM_2.5浓度均值、峰值较压缩型更高,逆温强于压缩型,另外,无扰动型PM_2.5浓度增长期和边界层高度(PBLH)反向变化,压缩型PM_2.5浓度增长期和PBLH同向变化。     

成渝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选取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水源涵养重要性和土壤保持重要性3个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分析评价,综合评价了成渝经济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性及其区域分异规律. 结果表明:成渝经济区极重要区面积为19 244.00 km2>/sup>,占区域总面积的9.25%,主要为生物核心栖息地、极重要水源涵养区以及土壤保持极重要区;重要区面积为46 814.76 km2>/sup>,占区域总面积的22.56%;一般重要区面积为141 344.08 km2>/sup>,占区域总面积的68.19%.      

长江、汉江水源水及其自来水中有机物生物毒性的比较

应用XAD-2大孔树脂对长江、汉江(武汉)水源水及其自来水水样中的有机物进行吸附和富集,经洗脱、浓缩、干燥,提取其非挥发性有机物(NVOCs),通过致突变试验(Ames test)和重组酵母雌激素测评试验(YES)分别检测其致突变性与类雌激素效应.结果显示,2008年平水期,水中NVOCs除了长江出厂水对TA98(＋S9)的致突变性检测结果为阴性外,其他水样均为阳性;丰水期除长江水源水外,其他水样对TA98的致突变性为阳性;枯水期在不加S9的条件下,仅长江出厂水、管网末梢水对TA98的致突变性为阳性,其余水样均为阴性.各水样的NVOCs对TA100(±S9)的结果均为阴性.平水期长江、汉江水源水和枯水期长江水源水中的NVOCs均可检出类雌激素效应,丰水期水源水以及各水文期自来水中的NVOCs未显类雌激素效应.2007～2009年不同水文期长江和汉江自来水中NVOCs的致突变比活性均高于水源水;长江、汉江各水样中具有致突变作用的有机物主要为移码型直接致突变物.长江水源水NVOCs的类雌激素效应高于汉江,经自来水厂处理后的出厂水以及管网末梢水中的NVOCs未检出类雌激素效应.     

吉林省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的动态关系

以吉林省为例,采用无残差完全分解方法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别提取环境变化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因子,在分析共同影响因子对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作用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异速生长模型分析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相对变化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具有不同的增长维度,环境变化中的规模效应依赖于经济系统中资源要素的投入水平,而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变化因子仅仅是引起环境变化技术效应的一个方面,环境系统的技术变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既有关联性也有差异性,经济系统主导形成二者倒“U”型的数量关系,而环境系统影响因子进一步决定了在何种污染程度上穿越环境高山;环境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相对速率具有广义分维性质,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负异速生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目标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