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反应器填埋场初期的重金属释放行为

以库容10万m³的生物反应器填埋单元1.5年的渗滤液水质监测结果为依据,研究了该填埋单元初期的重金属释放行为.结果表明,渗滤液低pH值和高溶解性有机物(DOM)含量使渗滤液中的重金属浓度超过标准限值;但随着填埋层进入稳定产甲烷化阶段,重金属浓度显著下降,渗滤液中的腐殖质是影响此阶段重金属迁移的重要媒介.渗滤液中悬浮性固体、DOM分子量分级测试和VisualMinteq模型模拟计算结果表明,渗滤液中的重金属主要以与有机物,特别是以与腐殖质结合的形态存在.预测填埋单元内重金属的溶出过程可持续数百年.     

生活垃圾焚烧厂贮坑沥滤液的负压蒸发预处理研究

采用负压蒸发法处理上海市某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贮坑沥滤液,实验研究了沥滤液蒸发过程中冷凝液组分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生活垃圾焚烧厂贮坑沥滤液中含有高质量浓度的挥发性污染物,低碳醇和碳原子数不大于7的挥发性有机酸(VFA)约占沥滤液中有机碳质量浓度的50%;沥滤液直接蒸发可将原液转化为原液量的84%,不含氨氮,有机物质量浓度为原液的21%,且90%以上为VFA及低碳醇的冷凝液,以及有机物质量浓度浓缩了4.4倍,适于焚烧处理的浓缩液;通过蒸发处理,沥滤液的处理难度大大降低,蒸发用能可取自焚烧热能回收后的低温位热能,降低了蒸发处理的费用.      

第二松花江下游居民发汞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20世纪60年代第二松花江汞污染十分严重.为了解第二松花江流域的环境现状,在第二松花江下游的五家站镇收集了250名居民的头发样品,用冷蒸气原子吸收法测定头发样品中的总汞含量.头发样品中w(总汞)为0.110～116.634 mg/kg,平均为2.205 mg/kg.在250份样品中,有77人头发中总汞(简称发汞)含量超过了美国环境保护局制定的1mg/kg的限值,占总人数的30.8%,说明在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仍有人群发生汞中毒的风险.在影响发汞含量的因素中,发汞含量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没有相关关系;经常吃鱼人群的发汞含量大于不常吃鱼人群;吸烟、饮酒、染发人群的发汞含量分别高于不吸烟、不饮酒、未染发人群.      

鲁西北地区现状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承载力模拟

传统农区农业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论文从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承载力评价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最小劳均耕地面积、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承载力、规模种植压力指数和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承载力指数的概念及模型,在建立模型分析农业土地资源劳动力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估算劳动力的剩余。结果如下:在现实收入水平下,鲁西北地区最小劳均耕地面积为0.39hm₂,而实际劳均耕地面积为0.34hm₂;在现实收入水平下,鲁西北地区约有53.3×104个劳动力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林牧渔业总劳动力的14.9％;规模种植压力指数K=1.18>1,表明耕地处于正压力状态(承受压力)。说明目前鲁西北地区单位农林牧渔业劳动力所拥有的耕地规模较小,致使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缓慢,要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缩减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规模,寻求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珠海2019年秋季一次大气污染过程的特征、 成因及来源分析

2019年秋季在珠三角典型沿海城市珠海观测到一次中重度污染过程,本文对此次过程的污染特征、形成机制和来源进行了研究.通过 采集PM_2.5样品,分析了9种水溶性无机离子（WSIIs）、有机碳（OC）、元素碳（EC）和水溶性有机碳（WSOC）等化学组分的浓度水平和污染特征;进一步结合污染过程中的不利天气形势、72 h后向气流轨迹及PM_2.5的潜在源贡献因子（WPSCF）和浓度权重轨迹（WCWT）等方法分析了污染的形成机制和来源.结果表明,有机物（OM）是污染时期PM_2.5中增长最快的组分,其次是占WSIIs约82.46%的SO₄^2-、NO₃^-和NH₄⁺（SNA）. NO₃^-/SO₄^2-均值为0.20,表明珠海以固定源污染为主;硫氧化率（SOR）均值为0.65,氮氧化率（NOR）均值为0.08,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可能是 造成珠海比中国其他城市SOR偏高而NOR偏低的原因.在污染时段,二次有机碳（SOC）明显增加,WSOC/SOC随污染物的升高而降低并趋近于1,因此, 污染时期的WSOC可能主要是二次生成的.副高控制型、台风外围型和高压出海型等天气形势控制着整个珠三角地区时,不利于污染物的传输和扩散,使污染加剧.后向气流轨迹分析表明,污染时期的气团轨迹主要来自于高污染的内陆地区,这可能是造成此次污染形成的重要原因和来源.WPSCF和WCWT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江西、广东等内陆地区,因此,珠海在控制本地排放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上风向临近省市的污染排放.     

矿物棉填料孔隙率对生物滴滤池水处理效果的影响

针对生物滴滤池因接触时间短而导致出水不达标的问题,采用3种容重(80、100、120 kg·m-3)的矿物棉作为滤池填料,考察了填料孔隙率对保水性的影响,分析了不同容重填料的生物滴滤池去除污染物的效能,探究了填料孔隙率对微生物群落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矿物棉载体的吸水、保水性能随其孔隙率增加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孔隙率较小的矿物棉载体在稳定运行后对COD、NH4+-N有更好的去除效果,平均去除率分别可达99%和72%,且具有一定的抗冲击负荷能力。高通量测序结果显示,随着矿物棉载体孔隙率的减小,微生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增加,而其多样性减少。比较而言,当容重为100 kg·m-3时,矿物棉的吸、保水性高,微生物种群结构适宜,出水水质可达一级A标准,且具有一定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DPIV技术测量流冰速度应用研究

基于数字信号分析原理,对连续两幅图像进行互相关分析,寻找互相关函数的峰值;应用数字粒子图像测速(digital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技术,并通过计算机VC编程,解决了用于雷达测量单点流冰速度的不足;为大范围区域内流冰场瞬时速度的计算,实时雷达测量辽东湾海上流冰速度场提供了有应用价值的方法.     

鄱阳湖微囊藻毒素时空分布格局及其与理化和生物因子的关系

本文分别于2012年4月(春季)、8月(夏季)、10月(秋季)和2013年1月(冬季)在鄱阳湖进行了4次野外调查和样品采集,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UPLC-MS/MS)对鄱阳湖水柱中常见的3种微囊藻毒素(MC-RR、MC-YR和MCLR)的质量浓度进行定量分析,探寻了微囊藻毒素(microcystins,MCs)质量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与湖泊环境理化因子和生物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MC-RR是鄱阳湖MCs的主要毒素种类.胞内微囊藻毒素(intracellular MCs,IMCs)与微囊藻生物量(r=0.47,P0.01)、颤藻生物量(r=0.68,P0.01)、蓝藻生物量(r=0.56,P0.01)、Chl-a(r=0.28,P0.01)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鱼腥藻生物量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P0.05),这说明微囊藻和颤藻是鄱阳湖微囊藻毒素的主要产毒藻类.IMCs与水温(r=0.51,P0.01)、透明度(r=0.69,P0.01)、Fe(r=0.43,P0.01)和Zn(r=0.43,P0.01)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TN(r=-0.44,P0.01)、TP(r=-0.29,P0.01)、NO-2-N(r=-0.28,P0.05)、NH+4-N(r=-0.33,P0.05)、Ca(r=-0.34,P0.01)和Mg(r=-0.35,P0.05)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与pH、PO3-4-P、NO-3-N、电导率、高锰酸盐指数、Cu离子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P0.05),这说明光照强度(透明度反映)、氮、磷、水温是控制鄱阳湖微囊藻毒素产生的重要因子,金属离子Ca、Mg、Fe、Zn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微囊藻毒素的产生.鄱阳湖IMCs和胞外微囊藻毒素(extracellular MCs,EMCs)呈现相似的季节变化趋势,即夏季最高,其次为秋季,冬季和春季较低.鄱阳湖IMCs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东部湖汊群、松门山周围以及蚌湖和蚌湖进入鄱阳湖的入湖口较高,其它区域较低的趋势,而EMCs的高值区位于松门山周围和蚌湖及其入湖口.     

电子产品故障物理模型研究与应用进展

提出了故障物理模型的基本概念,对几种常见的电子产品故障物理模型,包括互连热疲劳模型、互连振动疲劳模型、电迁移模型和与时间相关的介质击穿模型等进行了分析,总结提出了基于失效发生因素和失效发生过程的损伤模型建模等两种故障物理模型的建模方法。结合工程应用情况,对两种故障物理模型的应用方法——可靠性仿真分析方法和可靠性加速试验方法进行了讨论。最后对故障物理模型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利用逆向轨迹反演模式估算北京地区甲烷源强

利用连续监测的大气甲烷浓度数据和拉格朗日逆向轨迹反演模式估算出北京甲烷源排放强度，并与根据最新调查数据建立的北京地区甲烷源排放清单进行了比较。排放清单结果表明，北京地区甲烷排放总量为296．4Gg/a，其中，最主要的甲烷排放源为城市垃圾和化石燃料，反映了北京作为一特大城市甲烷排放以人为源为主的特点。利用2000年6月至12月连续观测的有湿合层代表性的北京大气甲烷浓度，通过奇异值分解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反演出模拟区域的甲烷排放源强度和分布。模式计算与排放清单在甲烷源定性分布上对应较好，定量结果也是合理的。但由于可输入的气象数据有限，轨迹在整个模拟区域内覆盖不均匀，反演出的源块位置有偏差，其中偏差最大的为煤矿的甲烷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