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指数和法对潮土农田土壤肥力变化的评价研究

应用指数和法探讨了北京市大兴县1982年－2000年土壤肥力的变化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近20a来,土壤肥力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在90年代,由于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秸杆还田,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上升,土壤的综合肥力显著提高。     

应用指数和法对潮土农田土壤肥力变化的评价研究

应用指数和法探讨了北京市大兴县 1982年～ 2 0 0 0年土壤肥力的变化特征 ,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近 2 0a来 ,土壤肥力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在 90年代 ,由于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秸秆还田 ,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上升 ,土壤的综合肥力显著提高     

崇义淘锡坑钨矿成矿地质特征

崇义淘锡坑地区位于南岭成矿带崇义矿集区九龙脑成矿岩体的北部中远接触带,矿床类型为黑钨矿-石英大脉型。矿区共探明WO3储量5.56万吨,已开采1.4万吨,现保有储量4.16万吨。近年的地质工作,在主采区外侧又探获了工业矿体,并发现有新脉组的线索,还有很大储量新增潜力。预测该地区WO3资源总量可达22万吨。     

和田降尘与浮尘、扬沙、沙尘暴关系的研究

通过野外调查、定位试验和室内分析,探索了新疆和田扬沙、沙尘暴、大风和浮尘产生的原因及发生规律与土壤降尘量的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和田地区的降尘受浮尘、扬沙、沙尘暴日数和强度的影响,对土壤有重要作用。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关系实证

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通过观察1986-2006年中国建设占用耕地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机制,提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人口增长具有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冲击响应强烈,而人口增长对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冲击响应则相对较弱;进而验证建设占用耕地资源数量的变化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从人口增长到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从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变化到人口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不显著.因此,为协调"人口-(土地)资源"的关系,我国政府在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上,应同时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把"先补后占"、耕地转用许可制度等系列耕地保护政策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作为主要途径.     

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及其住宅形态的响应研究

以山东省沂水县3个村（核桃园、高桥、唐家庄子）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对比分析法,剖析沂蒙山区农户生计变迁与其住宅形态功能转型的关系,为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新村建设提供决策指导。研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前,研究区农户以农业生计为主,修建“平房+庭院”形态住宅,利用庭院种植蔬菜;2）改革开放后,农户生计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禽畜养殖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农户在住宅内搭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饲养家禽。高桥农户就地发展非农经济,修建两层楼房,将一层的空间用于非农经营;3）21世纪以来,农户生计进一步非农化和分化。核桃园农户以粮食种植和外出务工为主,将庭院硬化晾晒粮食,改造猪圈为储物间储存粮食和农机具;高桥农户为了扩大非农经营空间修（改）建三层楼房,将一二层用于非农经营;唐家庄子农户到县城非农就业,为改善居住环境修建两层楼房,住宅中用于生产的空间消失。可见：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转型是与农户生计方式变迁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新村建设模式应充分考虑农户生计的实际需求。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天津市盐渍土农业利用研究

盐渍土作为一种重要的宜耕后备资源,其农业开发利用已成为解决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的重要措施。论文通过天津市盐渍土农业利用中面临的水土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与经济效益差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目前天津市盐渍土面积为32.42×10⁴ hm²,其中,重度盐渍土与盐土大多分布在滨海平原地区,这些区域恰恰是补充耕地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其盐渍化程度原本就高,即使改良后很快又会返盐;天津市目前年均缺水量为6×10⁸~9×10⁸ m³,水资源短缺已成为限制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若改良这些盐渍土宜耕后备资源并继续采用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将会进一步加大农业用水缺口,农药、化肥、地膜的过量施用,也加重了环境污染危害;并且,耗费巨大成本改良后的耕地,由于比较效益差、后续利用与管理资金难以维系,面临着无人耕种的困境。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农业早已不再是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但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天津市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鉴于大都市区对蔬菜的巨大需求,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环境与效益因素,在滨海平原的盐渍土上发展设施水培蔬菜,不仅可有效缓解耕地保护压力,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效益,将北京市的蔬菜基地外迁至滨海平原,也有助于促进京津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