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藻类生长潜力试验的方法研究滇池藻类生长的控制因子

采用滇池不同湖区的湖水进行藻类生长潜力试验(AGP试验),研究了稳定环境下,氮、磷两种可控的水华诱导因素对滇池铜绿微囊藻生长潜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滇池各个湖区藻类生长的主要控制因子并不一致,北部与西部湖区,磷是两湖区藻类生长的主要限制性营养物质;湖心与南部湖区,磷和氮都是蓝藻生长的主要控制因子,但它们单独作用都不能有效促进铜绿微囊藻的生长.实验N/P(质量比)在4～20之间,这一范围内N/P对滇池铜绿微囊藻生长没有显著影响.     

1株类球红细菌及其降解敌敌畏的特性

类球红细菌具有广泛的代谢方式,它能够发酵生产5-氨基乙酰丙酸、辅酶Q₁₀、类胡萝卜素、氢气等,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有工业化开发潜力的微生物.从土壤中分离、筛选了１株类球红细菌（编号为EBL0706）,分析了它的培养和遗传特性,测定了水溶液的pH、温度、敌敌畏浓度、类球红细菌浓度对其降解敌敌畏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该菌株在水溶液中能够快速矿化敌敌畏,在pH 6.9～7.5、温度20～50℃条件下,在5×10⁸ CFU/mL的类球红细菌稀释液中,400 mg/L的敌敌畏在12　h内降解率达到98％以上.该菌株发酵液的稀释液喷洒到幼苗期的白菜叶片上,能够显著加快残留敌敌畏降解速度,显示出其在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的应用潜力.     

探秘排污权质押贷款

在我国现阶段所有制体制和法律体系框架下,推行主要面向中小企业的排污权质押贷款融资的障碍和需要解决的关键性理论问题主要集中在：环境容量是否是资源,如果是,归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生产者排污权的性质如何,是天赋的还是法定的,是否属于公权利;排污权究竟属于我国现行《民法》中的哪项权利,是否属于财产权,能否进行质押;以排污权进行质押融资,所获资金的用途是什么,是必须用于节能减排,还是可用于企业经营等。     

武器装备维护和使用中的安全管理

受"墨菲定律"及"海恩法则"的启示,指出发生事故是可能的,但是可以预防的,并分析了导致武器装备维护和使用中发生事故的各种因素,提出了加强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安全管理的具体方法与对策,对防止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环保国际履约中企业的资金机制分析

目前,中国参加了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履行这些国际条约需要中国企业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在此从中国签署的国际条约出发,分析中国企业所承担的责任和资金机制,为探讨中国POPs行动计划的企业投融资措施提供借鉴。     

长寿湖表层沉积物氮磷和有机质污染特征及评价

测定了重庆市长寿湖62个采样点表层沉积物中总氮(TN)、总磷(TP)及有机质(OM)的含量,并与国内其他城市(郊)湖库进行比较,以揭示其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了TN、TP、OM间相关性及C/N变化.结果表明,TN平均含量2 255.89 mg.kg-1,TP平均含量622.03 mg.kg-1,湖区氮磷污染严重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OM含量平均2.80%,与其他湖库相比,TN、TP及OM含量均处于中间水平.C/N的87.10%介于5～14间(其中72.58%同样介于6～13间),3.23%介于2.8～3.4间,表明长寿湖表层沉积物中OM多源于湖中藻类及浮游动植物,还有少部分源于水生生物.OM与TN间极显著相关(Pearson系数为0.849),含量均为西部与中部水体高于东部水体,分布特征相似,但OM与TP相关性较小.通过有机指数与有机氮评价湖区污染情况,表明有机指数平均值为0.386,处于Ⅲ级,属尚清洁范畴;有机氮平均值为0.214%,达Ⅳ级,属有机氮污染程度,说明长寿湖受氮污染情况相对严重.     

关于四川泡菜行业废水排放的几点思考

随着泡菜产业的蓬勃发展及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泡菜行业的废水排放问题已引起了环境管理部门的重视。从四川泡菜行业的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着手,分析了泡菜生产的主要废水产生环节及废水水质特点,着重讨论了目前的泡菜废水处理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此提出了建议。     

环保督政约谈机制分析:以安阳市为例

环保督政约谈制度是环保新常态下的一项制度尝试。本文以安阳市作为案例点,从约谈的法律依据、整改措施等方面对环保督政约谈制度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环保督政约谈制度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在国外和国内许多行业也有类似的实践,实施该制度以来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部分措施行政色彩较重、长效机制缺乏、环境问题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文章提出了要明确政府部门职责,提高环保执法能力并建立“尽责免责”机制,要创新约谈模式,试行“党政同责”和“部门问责”,强化整改措施落实,加大信息公开并加强监督和跟踪评估,逐步建立环保“阳光”约谈的长效机制等建议。     

价格机制能否推动污水处理厂改造？

在污水处理能力亟待发展、污水处理厂面l倚提标改造的形势下,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能否对污水处理能力的发展和设施运营提供有效支撑,将面临更加尖锐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