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入河排污口管理经验及其对比研究

入河排污口管理是控制污染物入河总量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的一项重要保障措施.进行国内外入河排污口管理经验的对比,有利于完善中国的入河排污口管理制度,探索更加有效的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方法,以促进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入河排污口管理存在多龙治水现象,管理信息正逐步走向公开,管理以行政手段为主,监督管理成本较高,入河排污口监测体系还不完善,且侧重于排污口设置的初始管理;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管理部门较为单一,管理信息公开完全,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监督管理的成本低,管理目标相对容易实现,还建立了较健全的监测体系,并着重实施全过程管理.最后,针对中国入河排污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打破部门分割,实施第三方监测;加强入河排污口监测能力建设和违规排污的处罚力度;加强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建立区域间富有弹性的入河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等建议.     

基于RAGA AHP的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以江苏省开发区为例

作为建设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直接影响到建设用地特别是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效果。基于开发区的工业用地集约利用评价能分析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现状,揭示不同区域及不同类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差异,为促进开发区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参考。以江苏省为例,通过构建包含开发程度、用地结构、用地强度、用地效益和资源消耗5个子目标、14个指标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RAGA AHP方法实现了江苏省134个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实码加速遗传算法与层次分析法的集成,能获得高精度的权数并能保证全局收敛性;江苏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JP2〗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苏北5市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总体水平远低于苏南和苏中地区,但苏南和苏中地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总体水平差距较小;高新技术开发区比其他类型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国家级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按开发区类型出现较大分异     

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受环境现状、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将各因素细化成污染物入河排放量、河段长度、人均GDP、地区开发指数、非农人口比例、贫困地区倾斜指数、人口总量、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等指标,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了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的综合模型。以淮河流域限排总量(COD、氨氮)为目标总量,以流域内各行政单元为主体,进行了初始分配模型的应用。在淮河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中环境现状、经济发展因素权重较大,而社会公平、科技水平权重较小。模型的分配结果既弥补了以往分配模型中片面强调某些原则的缺点,具有综合全面的特点,又通过指标权重的方式区分了影响大小不同因素的作用差异。     

湘南红壤丘陵区农户经济行为对土地退化的影响分析——以祁东县紫云村为例

通过在湖南省祁东县紫云材进行的土地利用及农户经济行为调查,从土地状况、从业选择、农具、农田设施、耕作方式和效益等方面,分析了湘南红壤丘陵区农户社会经济行为对土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紫云村农户重“品种”轻“土壤”,水田土壤有机质含量减少,理化性状变差,土壤自然肥力降低,旱地、林地粗放经营,质量退化。改变农户只重“品种”而忽视“土壤”的观念、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建立合理的轮作体系和水土保持型高效集约持续的耕作制度、加强林业管理和经营、加大农业投入、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防止本区土地退化和保证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基于EIO-LCA的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与碳减排潜力分析

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研究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要碳减排路径的清洁发展机制尤为重要与迫切。江苏省是全国工业经济大省和碳排放大省之一。因此,本文以江苏省细分行业为例,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江苏省产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并构建碳减排潜力模型模拟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一次性能源消费引起的直接碳排放最大的贡献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总体能源消费碳排放的50.58%,其次是化学工业(9.6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是第三贡献者(9.31%)。2从生产链视角,间接碳排放较高的部门依次为:从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5.183×106t)、煤炭开采和洗选业(8.099 8×106t)、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4.694 4×106t);消费需求视角,间接碳排放主要贡献来自于出口隐含碳排放;从部门层次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6.55%)、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2.6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49%)在出口碳排放中贡献较大。3江苏省碳减排潜力较大的部门主要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产值变动1%,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减排效应达1.58 t/104元,碳减排量占2010年碳排放1.57%。因此,建议江苏省除了使用粉煤燃烧技术(PCC)、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大型循环流化床(CFB)等先进技术提高能源利用强度以外,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另外,重点提升具有较大减排潜力部门的产值,例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国各省区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比较研究

分析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包括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气候资源、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在内的基础资源优势度。对非物质性的气候资源采用气候资源综合指数法予以评价。将绝对丰度和相对丰度进行线性加权以比较基础资源优势度。中国资源优势差异明显。云南、内蒙古、四川、新疆、黑龙江、贵州等省份资源优势明显,由于资源组合状况良好,云南省资源优势最明显。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海南、浙江等省市资源优势不明显,其中上海市最弱。对资源优势与经济优势进行了对比研究。经济优势较明显的省份资源优势往往并不好,而资源优势较明显的省份经济优势却很微弱。经济发展重心与资源赋存重心显著错位。经济优势不仅受资源分布的限制,同时还受到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条件的影响。资源价值补偿机制不健全等也是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之一。最后提出资源丰富地区如何发挥资源优势,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如何降低或解除资源约束的相关建议。     

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脆弱性评估——以江苏省环太湖地区碳储量为例

文章在评述生态系统服务对全球变化的脆弱性研究概况的基础上,认为在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和不可持续的状态下,改变土地利用变化对降低生态系统服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引入了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变化脆弱性评估方法,分析了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土地利用类型渐变、土地管理方式变化的脆弱性响应机理,以江苏省环太湖地区碳储量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05年3个时间段,农田、林地的显著减少和建设用地的急剧增加致使生态系统碳储量对土地利用强度变化表现得愈加脆弱,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碳储量分别减少0.90 Tg、1.68 Tg、1.69 Tg;②2005—2015年间,通过对农田、林地、建设用地的规划控制,可以降低生态系统碳储量的脆弱性,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碳储量分别由规划控制前减少0.50 Tg变为增加0.62Tg。据此得出结论,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加强规划管理可以降低生态系统碳储量对土地利用变化的脆弱性。最后,针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全国各省域碳达峰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中国碳达峰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议程,中国各省级地区的碳达峰研究对全国碳达峰任务达成和路径安排具有重要影响和现实支撑。基于混合型能源投入产出模型,延伸构建了碳达峰时间预测模型。在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强度改善的9种组合情景下,预测了2020— 2040年全国30个省级地区（除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碳排放总量,并通过拟合计算与历史期峰值的比较,得到碳达峰时间。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模型对各地区是否能够在2030年前达到碳峰值做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级地区碳达峰时间差异明显,在空间格局上呈南北条带状聚集。（2）碳排放强度的改善对碳达峰时间影响较大,4% yr^-1的改善对 2030年前达峰最有利。（3）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对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影响显著。     

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以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为例

为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通过农户问卷调查手段获得356份农户问卷,以在江苏省泰兴市和宿豫区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Poisson回归方法,估计了农户种植多样性决策模型。依据模型估计结果,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种植多样性的影响。分析表明,农户的种植多样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提高1 a,种植多样性提高1.5%左右;种植面积增加1 hm²,则农户种植多样性提高28%左右;就农户参与非农活动的影响而言,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相比较,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家庭的种植多样性减少11%左右;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月数增加1个月,农户种植多样性大约降低1.4%。分析说明负责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参与非农就业会显著降低农户种植多样性。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