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2019年S/IVOCs排放清单及分布特征

通过收集各类S/IVOCs排放源的活动水平数据,选取合适的排放因子和估算方法,建立了2019年江苏省半/中等挥发性有机物(S/IVOCs)排放清单,分析了江苏省各地市以及各排放源的排放特征.结果表明,2019年江苏省排放S/IVOCs约637.31 Gg,其中工业源排放最多,占比达到63.42%,其次为道路移动源(22.23%),非道路移动源占比最少(0.06%).江苏省13地市中,苏州市S/IVOCs排放量最高(161.86 Gg),占江苏省S/IVOCs排放总量的25.40%;单位面积排放强度苏州市最高(18.70 t·km^-2),而单位GDP排放强度连云港市最高(22.45 t·亿元^-1).江苏南部S/IVOCs的排放量较中部和北部地区高,各地市S/IVOCs总排放量、单位面积排放强度和单位GDP排放强度相差均较大.全省S/IVOCs排放量的不确定范围在-88.46%～224.38%,其中生物质燃烧源的不确定范围最大,为-96.40%～277.17%.     

基于反馈式突变进化算法的空气质量评价公式

在设定了各指标的极限浓度限值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多项空气污染物的空气质量评价的幂函数加和型综合指数公式。将反馈式突变进化算法用于公式中的参数优化,得出优化后适用于多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评价普适指数公式。公式应用于多个实例分析评价,并与其它多种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相比较。结果表明:该公式不受污染物种类和数目多少限制,计算简便,具有可比性、普适性和实用性。     

基于OMI数据的新疆地区臭氧柱浓度研究

利用臭氧监测仪（OMI）卫星反演数据,对2005~2018年新疆地区大气臭氧柱浓度数据进行提取及分析,探讨其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时间变化上,2005~2018年,新疆地区大气臭氧柱浓度整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臭氧柱浓度自北向南逐渐降低,高值区集中分布在阿尔泰、塔城北部以及昌吉北部等区域;低值区集中于和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喀什的南部大部分地区.在季节变化上,大体呈现出春夏季高于秋冬季,高值区在春夏季交替出现,冬季略高于秋季,但四季的臭氧柱浓度值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稳定性分析表明：研究区域臭氧柱浓度整体呈现中部及南北部分散、东西部集聚的分布格局.自然因素中,气候因素、风场以及海拔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通过后向轨迹追踪发现,该区域西北和西部气流是臭氧外来的最主要输送路径,分别占总气流轨迹的78.59%、57.29%.人为因素中,臭氧柱浓度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煤炭消耗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及机动车保有量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5）.其中,挥发性有机物（VOC_s）主要来源于工业源,其次是交通源和居民源.总体来看,臭氧浓度的变化受到了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但气温、VOC_s的排放及吸收性气溶胶是大气臭氧浓度变化的主导因素.     

低碳产品、定向广告与供应链营销投资策略演化

在对定向广告影响低碳产品制造商、零售商的供应链营销投资策略及其竞争关系分析基本上,建立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给出制造商、零售商不同投资策略组合下的支付矩阵,构建以促进低碳产品销售为目标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产品低碳度、差异化低碳产品,分析不同低碳产品供应链定向广告投资策略演化路径及稳定性,并利用Netlogo进行博弈双方策略演化仿真,揭示消费者低碳偏好度、广告效应因子、价格敏感系数对策略演化路径的影响规律.研究发现,在制造商、零售商有限理性下,成本共担契约不能促成双方定向广告投资合作;产品低碳度不同,低碳供应链演化均衡策略存在差异;与制造商相比,零售商投资定向广告可催生更大市场需求,更有利于低碳产品的普及和推广;对低碳度较高产品,消费者低碳偏好度、价格敏感系数与零售商投资意愿正相关,广告效应因子对零售商投资意愿的影响存在峰值,当广告效应因子在合适范围内时,零售商投资意愿最大.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启示和决策建议.     

湖北：奋力谱写生态环境教育新篇章

<正>近年来,湖北省扛起生态大省政治责任,多措并举,全面开展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保护宣教活动,推进精准宣教。以新闻媒体宣传为平台,以社会化活动为载体,大力宣传报道环保工作,提高了公众的环保意识,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推动全省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开创生态环境宣传工作新局面。     

日本恶臭排放标准体系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恶臭防治进行立法的国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形成了以“22种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指数”为管控指标的恶臭排放标准体系,对产生恶臭企业的厂界、排气筒和外排水进行排放管控。本文着重介绍两类管控指标在三个管控点位排放标准的制定依据和计算方法,这是日本恶臭排放标准体系精细化程度高、基础研究扎实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的标准制定和恶臭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日本以“不引起周边居民反感”的臭气强度范围2.5～3.5作为厂界排放标准限值制定依据,通过对特定恶臭物质/臭气指数与臭气强度的关系研究,制定厂界排放标准范围,并且规定市区町村根据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标准。日本排气筒排放限值依据厂界限值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受地形、天气等因素影响,一厂一标准。臭气指数的外排水标准通过厂界限值计算得到,特定恶臭物质的外排水标准限值通过研究恶臭物质在水和大气中的影响关系得到。我国国标制定了排放标准的下限,各省（区、市）在国标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日本1313个市区町村在国法的范围内制定了地方标准,而我国的恶臭地方标准非常少。我国同时执行8项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浓度标准,并规...     

基于3E理念的流域综合管理规划体系探析

本文基于全球环境基金（GEF）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管理主流化项目成果，建立蒸发蒸腾耗水量（ET）、水环境容量（EC）和水生态系统服务（ES）（简称“3E”）理念方法，在分析3E理念内涵、计算方法及目标分配的基础上，创新流域综合管理规划，提出枚举—模拟—比选法、目标—约束—优化法两种技术方法，以期为缺水地区开展流域综合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监测体系构建与应用

为支撑国家地下水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在系统梳理我国地下水环境监测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地下水环境监测的技术特点,从支撑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的角度出发,研究构建了涵盖点位布设、监测指标选取、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分析测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质量评价等全流程的监测技术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建立了"十四五"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监测网络建设及业务运行模式。基于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主要水文地质单元、典型规模以上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与重点污染源的考核监测网络,建立了完善的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与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支撑了国家地下水环境质量考核,有助于各级管理部门掌握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为逐步改善地下水环境质量提供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