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基于碳汇效益视角的最优退耕还林补贴标准研究

考虑到当前世界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各国政府对碳汇的重视,本文基于碳汇效益内部化和农户与政府行为的相关假设,设计了一个决定最优退耕还林补贴标准的框架,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本研究首先建立了碳汇效益函数,并将其纳入土地期望收益模型,计算出社会效用最大化条件下的林木最优轮伐期;同时,将造林补贴纳入农户退耕还林决策模型之中,探索激励林农在最优轮伐期内不砍伐条件下,使政府财政支出净现值最小的退耕还林补贴标准;最后用黄土高原常见的退耕树种刺槐为例进行实证模拟,实证结果表明:黄土高原区的最佳退耕还林补贴年限为16年,补贴标准的原则是每年给予退耕补贴3 985.93元/hm2,这说明了现有的退耕还林年限还是合理的,但其实际补贴额度则低于研究中的最优补贴额度,说明现有的退耕还林政策对于农户的激励作用有限。因此,建议政府可以适当提高黄土高原区的补贴标准,这样从考虑碳汇效益的角度出发,可以同时实现农户、政府与社会的三方共赢。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基于EDM的农业节水技术补偿

实现农业节水,必须建立有效的农业节水补偿机制对农民进行补偿。文章采用经典EDM模型,分析了农业节水技术投入对生产者、消费者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认为,农业节水技术投入使得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以及社会总剩余全面增加;政策实施带来社会福利变化在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分配,缺乏弹性的一方受到的影响往往大于富有弹性的一方;根据投入产出及"谁受益、谁补偿"的补偿原则,由消费者剩余变化及生产者剩余变化分别占社会总福利变化的比重,即可制定消费者及生产者对农业节水项目的投资付费标准以及补偿标准;建立水权交易市场,使农民通过出售节约的水资源而获益,可有效地激发其投入节水事业的积极性。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     

基于RUE的宝鸡地区生长季退耕还林（草）工程生态效果评价

综合评价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期间（2001~2008）、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2009~2013）及第二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以来（2014~2017）宝鸡地区的生态修复效果，为后续国家生态修复政策的完善和实施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参考。研究基于植被降水利用效率（Rainfall Use Efficiency, RUE）模型，综合气候、土地利用/覆盖及光学遥感3个维度，采用经分离后的人为干预（增加/减少）因素探讨了自然和人为驱动因子对植被恢复的影响。结果表明：（1）自2001年以来，宝鸡地区造林面积呈增加趋势的区域遍布全区（83%），第一轮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后植被改善面积占比为83.32%，林地（介于0.64~0.67）植被改善最好；（2）夏季人为干预区域降水量最大，RUE值最小。春季RUE增加最显著，夏季RUE减少最显著；（3）累计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与RUE在2001~2008年、2009~2013年和2014~2017年，均呈较好的正相关性。∑EVI分别以0.148、0.029、0.143/a的速度逐年增长；（4）3个时间段上，林地的RUE值最高。其中2001~2008年、2009~2013年人为干预减少的年均RUE值（0.40、0.43）小于人为干预增加（0.48、0.46），2014~2017年人为干预减少的RUE值（0.54）大于增加的RUE值（0.51）。可见，时空尺度上人为干预在短期时间内能够促进植被恢复显著改善，但气候因素对宝鸡地区植被覆盖的影响是长期效应。     

环境情感与技能对秦巴山区茶叶种植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根据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运用秦巴山区498户茶叶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分析了环境情感和技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和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参照规范的调节效应.结果 表明:(1)无论是积极情感还是消极情感都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但仅有积极情感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影响;环境技能中的策略知识和行动能力都对农户减少污染行为有显著影响,但只有行动能力对农户改善环境行为影响显著.(2)积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消极情感在行动能力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具有强化作用.(3)社会参照规范在行动能力与农户改善环境行为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社会参照规范在环境情感与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关系中存在调节效应,但环境情感的类型不同调节方向不同.     

中国城市工业化发展与PM2.5的关系:兼论EKC曲线形成的内在机制

选取2000、2005、2010及2015年4期的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中国工业化对PM_2.5浓度影响;同时引入以林草覆盖度为核心的环境治理工具,探讨EKC曲线的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工业化对PM_2.5浓度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EKC假说得到验证.②EKC曲线的形成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导致的,林草覆盖度在工业化发展与PM_2.5浓度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EKC的倒U型结构并非是经济增长自动调节,而是由于以林草覆盖度为主的环境治理工具作用的结果.③工业化发展对PM_2.5浓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工业化发展不仅对本地区PM_2.5浓度有影响,对邻近地区PM_2.5浓度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