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PM2.5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基于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利用2008~2017年全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PM_2.5为空气污染的代表指标,探讨中国空气污染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动态关系,考虑到公共健康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未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PM_2.5浓度每增加1%,城市总人口死亡率增加0.040%;考虑空间效应后,PM_2.5浓度每增加1%,城市总人口死亡率增加0.0606%.PM_2.5污染对公共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PM_2.5污染对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增加,表明忽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会低估PM_2.5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公共健康有较强的改善作用.     

中国臭氧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健康效应

基于2017年全国1365个监测站点的实时监测数据，运用空间数据统计模型揭示近地面臭氧（O₃）污染的时空分布格局，并利用BenMap工具在10km×10km空间网格尺度上估计O₃污染的健康损失和健康经济价值.结果表明，O₃浓度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变化，呈倒"V"型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集聚性，即高值或低值区域集中分布，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通过O₃暴露系数模拟人群室内、室外O₃暴露情况，在统计意义上估计得到2017年O₃污染共计造成我国全因早逝人数98473例（95%置信区间：53419~143292），其中心血管疾病早逝风险约占45%，以不同学者估算得到的单位统计生命价值为基础，估计得到的健康经济损失在197~978亿元之间，约占2017年全国GDP的0.05%~0.26%.     

中国环境保护的四年巨变——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说起

时至今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已4年多。短短4年多的时间,中国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作为一个特殊事件,松花江水污染将见证中国未来环境保护的更伟大进步。     

改革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化的环境治理体系

在将自然资源开采和利用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对立的，市场弥补了政府在制定价格时无法反映真正供需关系的不足，政府则为建立一个能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提供了保障。     

必须加快制度改革

环境管理应该超越在“政府－市场”之间的循环选择,将注意力集中于环境管理的根本问题——制度,理解一定制度结构下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影响。成功的环境管理政策一定是能令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与环境治理的目标激励相容的。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里约+20”成果文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解读

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里约+20"峰会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经济"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两大主题,就20年来国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取得的进展和存在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PM2.5对公共健康的影响

基于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利用2008~2017年全国28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PM_2.5为空气污染的代表指标,探讨中国空气污染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动态关系,考虑到公共健康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未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PM_2.5浓度每增加1%,城市总人口死亡率增加0.040%;考虑空间效应后,PM_2.5浓度每增加1%,城市总人口死亡率增加0.0606%.PM_2.5污染对公共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PM_2.5污染对城市公共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增加,表明忽视空间相关性的存在,会低估PM_2.5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公共健康有较强的改善作用.     

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中国城市环境效率评价

构建NSUSBM-SFA-NSUSBM-Tobit的4阶段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213个城市的截面数据,运用NSUSBM模型,计算了可分离与不可分离假设下城市的环境效率,同时运用3阶段DEA模型,引入了自然因素.并使用Tobit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分析了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效率均值为0.49,整体效率不高,地区差异明显.对部分高质量发展城市而言,相对优异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管理低效率,其管理效率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对低质量发展城市而言,GDP与污染的不可分离性是造成环境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创新能力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模型的促进作用;第二产业比重与环境效率明显负相关,同时城乡差异越大,环境效率越低;政府的环境投资与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城市环境效率;开放和引进外资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提升效果;城镇化有助于提升环境效率.     

基于CVM的城市大气细颗粒物健康风险的经济评估

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北京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居民为PM2.5年平均浓度降低30%、45%和60%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71.60元/月、85.66元/月和94.31元/月.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风险特征、风险情绪、风险沟通3个维度衡量风险认知,构建风险认知与支付意愿相关模型,分析表明风险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37;风险认知3个维度中风险情绪反映度最高,负荷量为0.95,且风险情绪中“现实满意度”影响最显著,负荷量为0.71;风险特征中PM2.5健康风险发生可能性、后果严重性影响程度最高,负荷量均为0.85;个人特征能直接或通过风险认知间接影响支付意愿,总影响系数为0.47,且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表现出强共变性,共变系数为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