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之一。客观评价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2003—2017年283个中国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并比较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资源枯竭型城市扶持政策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扶持政策是否促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1)扶持政策的实施有效提升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这些城市的发展质量,且扶持政策越早实施效果越明显。(2)扶持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3)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对中西部地区以及有色冶金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中国应制定更加明确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类标准,确定差异化的转型路径;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扶持力度,引导森工和石油类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

碳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效率配置,有理论与实践支撑。"碳排放"作为一种"恶品",需要不断压缩或定额管控,与"善品"有着本质不同。因而,"碳排放"市场交易有着固有的困境。在国内碳市场构建中,困境还会得到强化。因为,1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存在多重博弈,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重因素的制约,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2"碳"的核算从属于能源,并不完全独立,是一种具有被动属性的交易品,企业的选择与能效和节能关联,则"用能权"和"碳排放权"重叠。由于碳作为交易品的从属和被动属性,企业的经营决策的碳约束可能被弱化或边缘化,对消费者的价格信号部分失真。3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但是从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和国内的试点看,这一系统则是相对封闭的。4如果说高碳产品低品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对企业有所约束,而城市基础设施锁定的碳,其成本只能由全社会担承,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得不到实际体现。5用能权和碳排放权有可能一体兼容,但是,碳交易的市场激励传递受到一些体制性因素的约束而失效。因此,中国的碳交易体系构建,需要在顶层设计中考虑碳排放的属性特点,拓展碳排放交易的市场空间。首先,在认知上将"碳交易"从约束变为一种机遇。其次,国家需要将碳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效率配置和有效管控。再次,建立发展导向的碳交易市场,拓展碳市场规模。如纳入森林碳汇,碳市场与生态补偿相关联。最后,鼓励净零碳城市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当前,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就业问题备受世人瞩目。本文首先概述了气候变化、森林、林业与就业的相关关系;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框架,归纳出林业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是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种主要方式;并介绍了中国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和能源林业的具体实践;进而定性分析了中国林业重点行动对就业的正负面影响,并以广西碳汇试点项目为例加以佐证,最后阐明了中国林业发展及就业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林业通过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三种主要途径和系列行动,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林业行动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我国未来林业用地开发利用潜力、物种资源利用潜力和林业产业开发潜力巨大,由此创造的就业潜力也十分可观。因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加大林业领域投资,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并促进林业绿色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绿色就业:理论含义与政策效应

虽然大力发展绿色就业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关于绿色就业的理论内涵仍缺乏清晰界定。本文通过跟踪国际和国内研究对绿色就业的定义与内涵,认为绿色就业是对传统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而言,绿色就业是对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促进能源节约与污染减少的工作,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物影响及负荷较小,同时这些绿色岗位能够提供体面的工作。本文指出绿色就业的内涵丰富,需从环境维度、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来理解:在环境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环境友好型的、环境可持续、节约资源的就业;在社会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体面的工作,能够为劳动力提供有保障有尊严的岗位;在经济维度方面,绿色就业必须是有高附加值的、能够创造收益的就业。对绿色就业的确认要从直接度量、全生命周期度量、边际度量和性质度量四个方面把握。在此分析框架下,绿色就业可分为原生绿色就业、过程绿色就业、终端绿色就业三种类型。原生绿色就业指的是本来对环境有利、节约能源的就业,如传统农业、城市绿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清洁能源技术等。过程绿色就业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提高能效、减少碳排放改善生产过程的就业,涵盖了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岗位。终端绿色就业指的是废物回收、生态修复等一系列针对环境恶化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岗位。中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绿色就业发展的框架,但直接激励措施仍不到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直接激励措施和加强绿色技能的培训是启动中国绿色就业市场的努力方向。     

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

本文提出将"气候容量"概念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气候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等概念。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是气候容量问题,即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气候容量包括天然容量和衍生容量,天然容量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衍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气候容量可以借助工程、技术、制度等适应措施进行改善和转移,但是必须遵循经济理性、生态完整性、风险防护、公平分配等原则。对气候容量及其阈值的评估能够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适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气候容量充裕的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是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而在气候容量严重受限地区,不合理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恶化气候环境。作者以气候容量充裕的长三角地区和气候容量严重短缺的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气候容量的政策含义,并针对容量限制型的适应问题与发展驱动型的适应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气候容量不仅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为制定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提供研究支持。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

气候变化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都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并在此基础上设定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斯特恩对这些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不适用于边际分析。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魏茨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结构性不确定性展开研究。魏茨曼指出气候敏感性应服从厚尾分布,这一观点既具有气候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也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可。而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由于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瘦尾分布,因此对气候敏感性、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都存在偏误,从而低估了未来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的程度。围绕厚尾分布的观点,魏茨曼提出并证明了"悲观定理",这一定理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未来的气候灾难,愿意牺牲当前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不确定条件下气候变化公共决策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当前的减缓投资相当于是为了避免未来气候灾难的"保险",而当前减排行动所依据的正是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来源,则是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所导致的恐惧因素或者模糊厌恶。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依据厚尾分布改变气候敏感性和损失函数,未来气候灾难可能带来的损失要远大于传统模型的结果。基于以上理由,魏茨曼批判了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从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立即大幅减缓的观点。     

适应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及政策涵义

适应气候变化与发展议题密切相关,这也使得适应成为一个过于宽泛的命题,影响了对适应内涵的理解。首先,本文基于国内外对适应问题的探讨,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需求,区分增量型适应和发展型适应,并通过工程性适应、技术性适应和制度性适应三种适应手段增强适应能力。增量型适应是指在系统现有基础上考虑新增风险所需的增量投入,这种适应所针对的是发展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仅仅需要应对新增的气候风险所需的适应活动;发展型适应是指由于发展水平滞后,使得系统应对常规风险的能力和投入不足,需要协同考虑发展需求及新增的气候风险。其次,分析了适应的四个基本步骤,即:①评估气候风险及脆弱性;②甄别各种可能的适应对策;③选择可行的适应措施;④推荐"成功"的适应行动。还介绍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如脆弱性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适应的成本效益分析等。最后,基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需求及优先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开发农业适应技术、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健康风险监测、实施灾害保险计划等。     

可再生能源、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能源安全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石油世纪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碳中和时代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安全新格局。文章基于化石能源的非均衡非均质点状分布特征,分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安全,其有着难以摆脱的能源地缘困境,而可再生能源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为打破地缘困境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束缚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文章以199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显著弱化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更换地缘风险测度指标,控制原油进口集中度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文献,更为碳中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强化碳中和时代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助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物欲消费观念反思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物欲消费理念反思”。开始我想批判,批判不行,咱们反思一下。我们每位都是消费者,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我们每位的消费理念,是不是符合我们上午、下午潘会长界定的环境文化理念。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相融洽的理念。这很自然,我们很多人的消费都是希望多多益善,都有很多物质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对我们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我们每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有非常积极的效应。但是,它也有一些非常消极或者负面的效应。它有它的片面性,它不考虑很多限制或者是约束,而且在消费中有很多抵消性的效应。所以,我们应该     

创新发展理念 让环境分享增长的红利

如果增长速度降下来了,对环境的破坏当然减轻了,但用以环境的投入也就少了,环境并不一定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转换发展思路,将环境纳入发展的范畴,让环境分享增长的红利,拿出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还利于环境,投资于保护,发展中的环境难题是否可以破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