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分析及村民意愿调查

为了解西南地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村镇生活灰水排放特点、产生量及物化特性等,采取问卷调查和取样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西南地区8个市、9个农村示范村镇的生活灰水进行调研和采样分析。结果表明:调研的西南农村地区外排的生活灰水日平均产生量为(8.99±0.84)L/(cap·d)。不同农村地区生活灰水的水质指标p H、SS和TP平均浓度较为接近,而COD、NH_3-N和TN平均浓度却存在一定差异。调研农村地区外排污水主要为厨房、洗涤及洗漱污水,且厕所污水直接排放的现象依然存在。此外,生活污水对农村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为恶臭、环境卫生和水体污染。超过50%的村民表示有必要处理生活污水,且愿意支付污水处理费用在10元/(户·月)之内为宜。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征地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以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农户为例

论文在感知价值的框架下讨论了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构建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变化的测度因子与评估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衡量。结果显示:①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包括农民经济状况变化、 农田资金投入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 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与农田景观环境变化5个测量维度;②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 农田资金投入、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 农田景观环境等变化感知对被征地农民的征地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感知对于农民的征地意愿影响不显著;③感知变化维度上,土地征收前后农田资金投入变化是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主导因素,其次分别为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和农田景观环境变化。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很明确地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意愿,把握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政策、 引导失地农民适应身份转型,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 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② 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 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₈)、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₁₀)、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₉)、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₃)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₇);③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分析

基于特殊的土地基本国情,我国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或经济援助,将侵害建设区和保护区内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论文从农田保护的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受限制地区实施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机理、农田外部效益及补偿标准的测度、农田管制损失补偿及外部效益产权界定、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绩效及福利效应研究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并提出在国家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及推进主体功能区划形成与落实等政策契机下,制定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武汉城乡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分析

应用意愿调查法模拟测算出武汉市城乡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研究表明,化肥及农药施用量在分别减少50%、100%等不同限制强度下,农户愿意供给农田生态服务并接受补偿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城镇居民需求农田生态服务并赞同政府提供补偿的比例在80.22%~85.16%.不同施用限制下,农户认为政府应提供3928.88~8367.00元/(hm2×a)的经济补偿,城镇居民愿意政府向农户提供3354.75~8016.9元/(hm2×a)的补偿.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农户愿意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限制的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54.29%~82.12%,城镇居民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71.98%~82.42%.以稻米为例,农户愿意高出普通稻米1.65~2.66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农产品,价格增幅42.52%~68.45%;城镇居民愿意以高出普通稻米0.78~1.82元/kg的价格购买农产品,高出普通稻米均价20.08%~46.92%.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以武汉市的调查为实证

农业环境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乡村适宜景观地保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克服农田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农户逐渐向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的方向发展。以武汉市农户的调查为实证,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交易市场,从减少农业负外部性行为,对农民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施用所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的角度,测算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补偿的意愿及额度。研究表明:①当化肥农药施用在减少50%、100%等不同的限制标准下,受访农户愿意生产及供给农田生态服务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并认为政府应分别向农户补偿3 928.88~8 367.00元/ hm²·a,与农户按生产经验判断的减产幅度、增加的管理难度和工时相近;②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受访农户中愿意生产并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的农产品的比例在54.29%~82.12%,愿意以高出当前普通农产品1.65~2.67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价格增幅在42.52%~68.45%。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     

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

农地保护外部效益的货币化计量可为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制定及实施农地生态保护政策,探寻农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均衡点提供理论及决策依据。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估算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外部效益,研究表明：①随着农地保护意识的增强,受访居民已意识到农地外部效益的存在,8550%的受访居民对农地有正的支付意愿;受访居民的性别、年龄、家庭人口(老年人口、参加工作人口)、经济状况(土地面积、月生活开支、职业)等特征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②江汉平原农地保护的年均总支付意愿达2805×108元,折合单位农地的保护效益为48 658元/hm2;区内现有农地目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外部效益约1 24682×108元,具有无法忽略的重要地位。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