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流向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从农户满意度绩效出发,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说,并基于全国率先探索耕地保护基金的成都市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耕地保护补贴流向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转出土地的农户比转入土地或未流转土地的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有更高的满意度。土地转出行为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下降0.3%、4.8%和11%,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上升14.4%和1.7%。(2)土地转入行为则使农民对补偿政策"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上升9.3%、35.4%和0.7%,并使农民对补偿政策"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概率分别下降42.9%和2.6%。为提高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满意度绩效,政府应合理分配有限的耕地保护补贴资金,补贴资金应优先向土地转入户倾斜,提高实际上在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土地转入户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基于土地优化配置模型的耕地生态补偿框架

耕地资源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耕地利用的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存在不一致,难以达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土地优化配置模型分析,可知目前经济发展中缺乏考虑难以量化的生态非使用价值,解决外部性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是建立政府干预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把生态非使用价值的部分价值补偿给农民。耕地生态补偿的核心是如何把生态非使用价值进行合理量化和确定合理补偿标准,而合理补偿标准确定能更好解决生态服务的最优的供给问题,真正使生态补偿起到对正外部供给的激励和对负外部性释放的约束作用。本文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探讨耕地生态补偿必要性和尝试建立耕地生态补偿的核算基本理论框架,认为耕地提供净生态效益是核算补偿的基础,但同时需要考虑地块特征、空间特征、个体特征对生态补偿影响,不断修正补偿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切实可行、现实有效的标准,确保补偿标准更能揭示个人的偏好和效用,为耕地资源的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保障。     

武汉耕地资源流失的经济损失估算

编者按: 本文在运用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估算出耕地资源整体价值的基础上,对武汉市1996-2003年耕地流失的基本态势及其经济损失进行了定量分析,为缓解我国耕地流失形势,确定耕地流失的经济补偿提供决策依据.估算表明, 1996-2003年7年间,武汉市共计减少耕地面积25492.47公顷,经济损失达76.87×108元,占同期GDP增加值的19.51%.其中,耕地资源的直接经济价值损失达63.02×108元,占81.98%;目前仍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体现的非市场价值流失13.85×108元,占18.02%;耕地流失的年均经济损失达10.98×108元,平均每减少1公顷耕地约损失30.15×104元.     

耕地生态补偿相关利益群体博弈分析与解决路径

对宏观层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微观层面农民与市民之间博弈分析,找出促使均衡结果合理化方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博弈论与条件价值法(CVM)。结果表明:①博弈结果难以达成(保护,补偿)协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作为媒介进行协商,采取管制与激励相结合的制度安排。②激励的实现通过微观层面利益主体受偿意愿与支付意愿而定,支付不够补偿,中央财政补贴,支付盈余则上缴中央财政,以湖北为例,农民每亩耕地应得到174元补偿,市民每户居民应支付246.6元,中央政府每亩耕地给予农民148.5元补偿。③宏观层面依据微观层面需求意愿与支付意愿的赤字或者盈余,确定区域之间应支付补偿或者获得补偿。研究成果能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耕地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尽快制定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实现利益群体福利均衡提供借鉴与参考。     

经济补偿对耕地非农转换的抑制成效检验——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准自然实验为例证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准自然实验为例证,根据2005～2018年LUCC遥感监测数据及社会经济数据,运用PSM-DID方法估算补偿政策对耕地非农转换的抑制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能显著抑制耕地非农转换,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随着政策的持续实施,耕地非农抑制成效逐渐显化.特别在抑制耕地向城镇用地转换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避免更多耕地转换为农村居民点,但对交通道路、机场等其他建设用地增长的抑制成效不明显.建议总结补偿试点经验,加快推进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建设,同时,提高耕地保护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地位,调动耕地保护内在激励.     

GDS三轴仪的非饱和土试验操作方法

与传统三轴仪相比,GDS三轴仪有着显著的优势。对GDS三轴仪的组成部分、工作原理和试验过程中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应用GDS三轴仪研究了某高心墙堆石坝非饱和土填料的强度特征,得到了该土样的抗剪强度参数。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受限分析——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使管制区域内土地发展权受到限制及影响,给农民等相关群体带来机会及利益损失。本文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五里界镇基本农田保护区为例证,实地调研分析农民对于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认知、态度及差异,运用期望值函数测算出禁止农田建房、建坟、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对农民土地发展权所带来的受限损失。研究表明:①尽管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在我国已施行近二十年,但仍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农民的规划知情权及参与程度不够,存在农户不知情被动参与、缺乏经济激励机制的现实状况。②规划管制对于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用途的管制和生产自主性的限制上,从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坟、改园、取土、挖塘、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出发,测算出规划管制给农民土地发展权带来的平均机会损失为20 680元/hm2;以农户认识相对淡薄、日常管制工作中发生频率较高的禁止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荒芜活动的限制性损失为依据,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年均机会损失在3 763.35-5 426.47元/hm2,为确定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     

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识别——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精准识别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城乡交错区典型例证,从微观地块非农转换概率和转换比率两个维度构建跨栏模型识别耕地非农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耕地非农转换风险评估模型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区内未来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分布空间.结果表明:(1)浦东新区耕地的非农转换存在部分转换或渐进转换现象,平均转换比率仅有19％,多以"带状"和"片状"的形式出现;(2)耕地非农转换过程较为复杂,耕作地块与水源、农路及城镇的距离以及地块是否处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控范围或位于城市发展边界内等是影响其非农转换的关键因素;(3)依据耕地非农转换风险将浦东新区耕地划为非农转换风险区、脆弱区、敏感区及安全区四类,其中2426.86 hm2耕地面临大规模非农转换胁迫的高风险,5449.7和3793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脆弱和敏感区,15253.5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概率低的农业生产安全区,是城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建设的耕地.该研究尝试识别出浦东新区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胁迫地块及空间分布,为地方政府加强耕地保护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