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级的供热方式:利用电脑余热

＂云计算＂的突飞猛进,让各大数据中心的用电量一路激增。芬兰赫尔辛基公共能源公司正在研究通过回收这些大量计算产出的废热,从中获取能量。     

辽河保护区七星湿地表层水与间隙水中氮的时空分布

将大型人工湿地工程技术应用于支流河口,可以有效减轻干流污染物负荷。研究了辽河流域典型支流河口湿地的营养盐迁移转化特征。利用2012年5—7月的采样监测数据分析辽河保护区七星湿地表层水和间隙水中不同形态氮的时空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氨氮浓度为表层水小于间隙水,而硝氮和亚硝氮浓度为表层水高于间隙水;氨氮、硝氮以及亚硝氮浓度随空间的变化趋势均体现为支流河入口处浓度较高,湿地中部及出口处浓度明显降低。水体氨氮浓度表现出随时间推移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硝氮和亚硝氮浓度呈现波动。七星湿地3个月内的氨氮总去除量为1.99 t。     

辽河保护区河岸带生态恢复技术研究

在分析干流河岸带现状及生境区域的基础上,阐述了辽河保护区河岸带的生态恢复对策、方法及技术。辽河保护区河岸带生态恢复应根据其特点确定河岸缓冲带的宽度,筛选适宜的植被类型,进行缓冲带的生态结构设计,重建河岸缓冲带草生、草灌、林木阻控带等植物群落系统。辽河保护区河岸缓冲带最小有效宽度设置为30 m,当河岸斜坡所占缓冲带比例15%时,河岸缓冲带宽度增加15 m。在河岸带生态系统恢复方法上,辽河保护区福德店—三河下拉段、柳河口—盘山闸段采用正常恢复法,清河口—拉马河口段采用坑塘湿地为主恢复,三河下拉—清河口段采用牛轭湖湿地为主恢复,石佛寺—柳河口段采用自然湿地为主恢复。     

辽河保护区坑塘湿地恢复研究

辽河保护区在清河口—马虎山段100多km河道上的沙坑为建设坑塘湿地提供了基本条件,阐述了辽河保护区坑塘湿地恢复方法、水系连通技术、生态系统恢复技术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在铁岭段、沙宝台段和石佛寺段建设30个坑塘湿地,通过修建宽2~3 m的连通渠实现坑与坑及坑与河道之间的水系流动,可形成三大坑塘湿地群。通过湿地下垫面整治、植被恢复、生境恢复及水文调控与管理恢复坑塘湿地生态系统,通过河流湿地水网建设和水生植物群落重建工程进行坑塘湿地建设,能够实现对干流悬浮物、COD Cr和氨氮的有效去除,增加蓄水量909万m3,有效改善辽河流域生态环境。     

混凝气浮+SBR处理再生花炮纸工艺废水的应用

采用混凝气浮+SBR处理年产1万t再生花炮纸工艺废水,对SS、CODCr、BOD5的处理效率分别为96.2%、96.2%、93.1%,最大日均值排放浓度分别为64mg/L、80.7mg/L、26mg/L,排放负荷分别为0.59kg/t、0.63kg/t、0.22 kg/t,均未超过标准限值的要求(pH范围为6.14-7.20);CODCr年排放总量5.4t小于20t/年;纸浆回收率92.0%、白水回用率94.4%、水循环利用率93.2%达标;实现"三排三率"六达标。     

简述排污许可制下火电行业现状及发展

实施排污许可制度,是强化排污者责任、提高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效能、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火电行业作为典型的高架固定源,先行试点实施排污许可制度。通过分析火电行业发展和环保现状,结合排污许可管理要点,简述排污许可制对火电行业发展的影响。     

二氧化氯消毒前后污水毒性的变化及消毒条件的影响

采用发光细菌试验和umu试验,分别考察了二氧化氯投加量和反应时间对污水二氧化氯消毒后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二氧化氯消毒剂投加量的增加,消毒后水样的急性毒性不断增大,但遗传毒性逐渐减小后趋于稳定.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二氧化氯的消耗量不断增大,消毒后水样的急性毒性先增大后减小,遗传毒性逐渐减小后趋于稳定.由于消毒条件对污水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有着不同的影响,说明污水中产生急性毒性和产生遗传毒性的物质不同,对于某一种污水,通过控制消毒条件可以使消毒后污水的急性毒性和遗传毒性都较低.     

土壤Zn污染及其治理措施评述

随着工、农、矿业生产的迅速发展,Zn、Cd等重金属元素不断进入土壤,并富集于土壤之中,最终形成重金属污染,从而危害动植物的生长发育,并对人类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因此,如何较好地治理污染的土壤已成为当今环境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文中首先就土壤Zn污染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重点综述了治理Zn污染土壤所采取的各类治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物理化学修复措施、改良措施及生物修复措施等,最后对以上各种治理措施进行了评述。     

便携式分光光度法现场测定污染场地地下水中铬

在硫酸介质中,用Ce~(4+)将Cr~(3+)氧化成Cr~(6+),用便携式分光光度计现场测定铬污染地下水中的Cr~(3+)、Cr~(6+)和总铬。通过试验,对氧化还原反应的可行性、反应时间、酸度、Ce~(4+)加入量、DPC用量、稳定时间、干扰因素等条件优化,使该方法在0μg/L~1 600μg/L范围内线性良好,当取样量为25 m L时,方法检出限为12.5μg/L。用该方法测定实际样品,RSD为4.4%~8.2%。用该方法与标准方法同时测定Cr~(3+)、Cr~(6+)和总铬,2种方法的相对偏差为-4.4%~4.3%。     

生成机制、个人禀赋与家庭农场主培育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家庭农场主作为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对其成长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本文利用安徽省九个地区384家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来实证研究中国家庭农场主的生成机制及培育过程。结果显示:家庭农场主主要由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构成,培育机制源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1)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都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赋予他们一种敢于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2)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广的人脉关系,能够为他们在土地流转、签订合同、筹集资金等方面减少许多纠纷和麻烦;(3)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具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够及时了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据此做出决策和调整。在模型中进一步引入政策变量后发现,当前的农业补贴对于土地所有者而言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对农民成为家庭农场主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考察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与农业补贴的交互作用时,结果显著且二者为正相关,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农业补贴是针对土地所有者而非土地经营者,因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并不能获得更多的农业补贴,而村干部和农民企业家凭借其信息优势能及时获得补贴。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未来家庭农场主的培养应将个人特质作为关注的重点,政策支持作为辅助手段,来成就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庭农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