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动态测度与分析

运用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天津市2001-2008近8年间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8年间,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从2001年的0.309 hm2/人增长到2008年的0.436 hm2/人,增长了40%.从能值生态足迹构成的土地类型看,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中,建设用地、化石能源用地的比例较高,增长较快,到2008年时建设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比例已达到78%.这表明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对不可更新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给城市生态系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从能值生态足迹构成的账户类别看,居民家庭住宅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最高,占总能值生态足迹的60%以上,其次是生物资源消费,占总能值生态足迹的20%左右.针对天津市居民家庭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分析结果,提出了天津市促进居民家庭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的对策措施,包括加大对可更新资源和清洁能源的利用,发展绿色建筑,倡导节约、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与能源管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节能降碳工作迫在眉睫.为缓解城市能源危机,对城市的能源消费和能源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本文运用基于能值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对天津市2000-2008年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9年间,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承载力缓慢增长,从2000年的0.109 hun2/人增加到2008年的0.234hm2/人,而能值生态足迹增长迅速,从0.357 hm2/人增加到0.491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从0.248 hm2/人扩大到0.257 hm2/人,万元GDP生态足迹从0.210 hm2/人下降到0.091 hm2/人.随着天津市能源消费的增加,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从2000年的2.828t/人增加到2008年的3.971 t/人,碳排放强度从1.664 t/万元降低到0.735t/万元.表明天津市在近9年的发展中,能源消费已经远超过承载力水平,碳排放量不断增加,能源消费的不可持续性已经威胁着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针对天津市能源消费的能值生态足迹和碳排放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能源可持续消费模式形成的对策措施,包括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能源强度、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可再生能源利用等.     

低碳发展，公众参与怎实现？

低碳发展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题目。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人问什么是公众参与？公众是不是就是老百姓？如何参与？参与什么？ 什么是公众参与？ 传统的公众参与是一种政治概念,在民主管理实践中,公众逐渐突破传统的参与范围和模式,积极参与到更广泛的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并强调了公共机构和公众在参与过程中的互动性。     

电子废弃物中贵重金属的回收技术研究

目前电子废弃物数量巨大,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并且其中的贵重金属成分的潜在价值很高,所以,对电子废弃物中的贵重金属的回收迫在眉睫。总结了电子废弃物处理的传统技术,包括机械处理、火法和湿法冶金技术等。针对以上方法的特点及流程,从技术上和经济上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另外,详细介绍了生物技术和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在回收贵重金属方面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最后,简要评述了国内电子废弃物处理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     

辽河水系水质污染特征分析

论述了辽河水系水质状况及其污染特征。指出辽河水系水质污染严重,多数河段为超Ｖ类水质,基本属有机污染类型,城市河段污染突出,水体丧失自净能力,水体功能已受到严重破坏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分析

基于2000-2007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简称能耗)数据,统计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能耗强度变化趋势,并采用“学习曲线”方法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能耗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温室气体指导方针的方法核算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碳排放量及排放强度.结果表明:(1)中国高新技术产...     

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机制研究

中国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已进入高发期.结合中国环境风险控制的要求,针对环境风险发生的3个阶段(事前预防、事中响应、事后处置)从环境风险源、控制管理机制、环境风险受体3个因素人手,在环境风险源管理、区域环境安全规划、环境风险应急管理、环境污染事后评估与环境修复等4个环节搭建环境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建立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体系.     

天津市近20年生态足迹的动态测度与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天津市1987-2006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时间序列的测度,将天津市资源利用的动态特征纳入生态足迹模型中,在此基础上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表明,20年来.天津市人均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由1987年的1.446 9 hm2增长到2006年的2.892 5 hm2,人均生态赤字从1987年1.127 2hm2增长到2006年的2.609 2 hm2.这说明天津市在近20年的发展中,生产生活强度大幅度增加,大大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同时万元GDP占用生态足迹从1987年的5.470 4 hm2降低到2006年的0.713 3 hm2,说明天津市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较快,经济增长方式向良性发展.针对天津生态环境现状,提出了天津建设生态城市的对策措施,包括减少生态赤字、控制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变消费方式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等.     

关于构建石油石化企业现代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生态环境应急监测是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基础性工作,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国家对现代化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建设的新要求的基础上,总结了某中国石油在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装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建设智能化、信息化的生态环境应急监测系统,研究建立企业生态环境应急监测资源共享机制等建议,为下步中国石油生态环境应急监测体系完善建设提供参考。     

日本恶臭排放标准体系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恶臭防治进行立法的国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日本形成了以“22种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指数”为管控指标的恶臭排放标准体系,对产生恶臭企业的厂界、排气筒和外排水进行排放管控。本文着重介绍两类管控指标在三个管控点位排放标准的制定依据和计算方法,这是日本恶臭排放标准体系精细化程度高、基础研究扎实的具体体现,对我国的标准制定和恶臭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日本以“不引起周边居民反感”的臭气强度范围2.5～3.5作为厂界排放标准限值制定依据,通过对特定恶臭物质/臭气指数与臭气强度的关系研究,制定厂界排放标准范围,并且规定市区町村根据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标准。日本排气筒排放限值依据厂界限值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受地形、天气等因素影响,一厂一标准。臭气指数的外排水标准通过厂界限值计算得到,特定恶臭物质的外排水标准限值通过研究恶臭物质在水和大气中的影响关系得到。我国国标制定了排放标准的下限,各省（区、市）在国标基础上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日本1313个市区町村在国法的范围内制定了地方标准,而我国的恶臭地方标准非常少。我国同时执行8项特定恶臭物质和臭气浓度标准,并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