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治理需严控污水排放量

造成我国水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大量排放的高浓度污水,其中既包括达标排放污水的"合法"污染,也有未达标排放污水的严重污染,水污染治理,需从标准、水价、监管等各个方面严格控制污水排放量。     

大气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效应测算

为有效落实大气环境质量管控要求,推进大气环境高效率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新局面,该研究聚焦对波特假说的验证,定量评价大气规制对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影响.运用以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为基础建立的DEA-Malmquist指数,对2006—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并通过分解TFP动态指数,识别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测算各城市大气规制的短期、长期动态影响,并以此分别对强、弱波特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2+26”城市的TFP于2006—2015年间总体降低了4.6%,技术创新变动是“2+26”城市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区域来看,大气规制对TFP、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部分地区的强、弱波特假说不成立;从时效来看,大气规制具有较长时间(15~20年)的持续影响,但部分地区的大气规制在实施后的2~4年内正负影响发生转变,强、弱波特假说的成立情况也会随之改变.研究显示,在大气规制的制定和管理中,既要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大气规制影响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和针对性管控,也要定期(规制施行后2~4年)对规制的实施进行评估和滚动调整,以实现“全面布局、精准施策”的大气规制设计与实施.      

崇明岛土壤中MCCPs的污染水平、组成与来源研究

用GC-ECNI-MS测定了崇明岛土壤中24种中链氯化石蜡(MCCPs)同类物组的含量.目的是了解该地区土壤中MCCPs的污染水平、空间分布、组成特征和来源.结果表明MCCPs在崇明岛土壤中普遍存在,浓度范围为2.56~96.3 ng·g-1,中值为7.32 ng·g-1.聚类分析将所有样品分为两类.大多数土壤样品MCCPs以C14-MCCPs和C15-MCCPs为主要碳同类物组,分别占29.8%和28.9%;Cl5-MCCPs和Cl6-MCCPs为主要氯同类物组,分别占29.9%和23.3%;个别样品中,C14-MCCPs是主要碳同类物组,占68.5%,与CP-52的组成相似.大气沉降和土壤-大气交换可能是崇明岛土壤中MCCPs主要来源,个别点可能受到污水处理厂污泥或其他不明污染源的污染.MCCPs与TOC之间没有显著统计相关性.因子分析表明4种MCCPs的碳同类物组具有相似的来源.与国内外其它研究相比,崇明岛土壤中MCCPs处于较低水平.     

渭河流域水价与水污染对农民的影响

合理的水资源价格是解决水资源利用与保护问题的有力杠杆。我们在渭河流域，却看到了农民饮用水价过高，乡镇小造纸厂工业用水价格过低，灌溉水的价格与水质脱钩等一些不合理现象。农民在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既是水资源的利用者，也是水污染的受害者，又是污染的排放者。这多重身份使他们既是环境退化的受害者又是经济利益的受益者，面临着保护环境或者摆脱贫困的两难处境。因此，政府在采取环境措施时，必须要考虑农民的利益。     

城市环境风险评价——基于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分析

基于2014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环境风险源和环境风险受体数据,构建环境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案例城市进行环境风险水平评价和环境风险类型分类。结果显示,从环境风险空间分布角度,东部城市环境风险水平两极化严重,主要影响因素是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差异;西部城市环境风险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中部城市环境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东北城市环境风险偏高,需要尽快转变经济发展结构。根据环境风险类型分布,识别出6类环境风险管理重点城市及其风险管理重点方向。资源型城市和一线城市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是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环境风险管理的重点是风险抵御,其余城市需要进行环境风险综合预防和管理。     

电石法聚氯乙烯行业履约的成本效益分析

构建汞物质平衡模型以识别高汞触媒及低汞触媒电石法聚氯乙烯(CCPVC)企业中汞的产生、转化和排放过程.进一步针对典型企业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比较通过低汞触媒替代来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要求的各种方案.结果表明,案例企业将在履约的情况下,使废气和废水汞排放量分别减少25%和85.7%~98.9%,净效益增加50.7%~55.4%.案例企业最有利的选择将是在厂内回收废触媒并改进汞减排设施,但含汞固体废物的环境风险不可忽视.原因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侧重于CCPVC行业的汞输入而非汞排放.此外,目前的汞环境税率低于最优税率,无法为CCPVC企业提供足够的激励以控制汞排放.因此,为了提高《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政策效力,有必要推动我国CCPVC行业汞物质平衡的构建,加强对含汞固体废物堆存的监管力度,提高汞排放的环境税率,并将所含的环境风险物质量作为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分析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探究了2011~201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将该地区排放量变化的总效应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口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基本为正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基本为负效应.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能源结构在2011~2015年期间变化不显著,因此能源结构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很小,贡献度均未超过0.52%.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和山西省的情况不同,各效应贡献度的变化趋势也不相同.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效应和排放强度效应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人口增速、经济规模增速、工业增加值比重降幅、能耗强度降幅和排放强度降幅的变化.在制定减排政策时,应根据各效应的累计贡献值和贡献度大小,对于该地区共存的主要影响因素,制定联合减排政策措施.对于存在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减排政策措施.     

基于物质平衡模型的工业汞污染防治环境经济手段分析

我国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措施并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环境汞污染,因而有必要引入环境经济手段。本文基于汞在采掘、冶炼和产品生产三个生产环节中的利用、处置与排放特征,构建了经济系统及行业部门的汞物质平衡模型,并发现,单个污染源的汞污染物治理难以保证消除汞的环境危害。因而,采取环境经济手段控制工业汞污染,尽可能少的向环境中排放汞,在涉汞工业系统的层面上提高汞的利用效率和再资源化率。我国工业汞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价格、税费以及绿色金融两大类,但仅对生产环节高浓度汞排放发挥作用,对于堆存、再提取和处置环节的汞排放则作用不大。对此,应从扩大环境税(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建立长效的绿色金融机制和推进第三方治理低含量含汞废物,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市场反应——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运用事件研究法和非参数检验,探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宣布实施对于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收益情况的影响及其差异情况,结果显示：事件窗内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使得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降低至-2.005%,且这一负面冲击在时间上有延长趋势;不同公司性质、子行业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所受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就企业性质差异而言,非国有公司累计收益率所受的负面冲击平均比国有公司高1.696%.在不同行业中,建材、制药、石化行业所受负面冲击最大,纺织、造纸、制革行业所受影响则较小.此外,市场对于火电、化工行业企业的反应并非多为负向,注重环境管理使得部分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得到了市场的正向回馈.建议持续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制度,以切实促进公司开展节能减排,同时,重污染行业公司特别是非国有公司以及上述行业公司应加强自身环境管理,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从而尽可能避免在类似的环境规制中受到负面冲击.     

太平湖水环境现状评估

在对太平湖湖水水质以及流域主要污染源进行系统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太平湖水环境时空分布特征和主要污染特征及来源,同时对社会经济活动给太平湖水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太平湖水质污染的主要超标因子为总氮;湖泊整体上处于中营养状态水平;污染负荷的主要来源是城镇生活污染、农村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太平湖流域社会经济活动给水环境带来的影响较轻。同时在分析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太平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