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MHC对Cu2+、Ni2+的萃取性能

以对羟基苯甲酸为原料,通过化学修饰合成得到上沿羧基化的杯[6]芳烃羟肟衍生物,即5,11,17,23,29,35-六羧基-37,38,39,40,41,42-六羟肟酸甲氧基杯[6]芳烃(HHMHC),采用IR对其结构性能进行表征,并探讨了溶液初始pH值、初始重金属离子(Cu2+、Ni2+)浓度、萃取时间、温度等因素对HHMHC萃取重金属离子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温度为30℃时HHMHC萃取Ni2+和Cu2+的最佳pH值分别为5.0、6.0,萃取平衡时间均为30min.用准二级动力学模型(R2>0.99)和Freundlich等温模型(R2>0.999)均可较好的拟合其萃取过程,通过计算萃取过程的热力学参数,得到Gibbs自由能(ΔG0)和焓变(ΔH0)均小于0,表明萃取反应是一个自发的放热反应.通过红外光谱图分析和考察溶液pH值对萃取分配比的影响,探讨HHMHC萃取Cu2+、Ni2+的机理,结果表明此萃取过程除了存在阳离子交换机理外,还存在与冠醚萃取相同的离子配位萃取,参与配位作用的主要是羟肟基团(–CONHOH).     

流域总量控制下赣江流域控制单元划分技术

作为“控制单元的总量控制技术”的关键环节,控制单元的概念、内涵及划分方法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在分析欧美控制单元的基础上,提出了控制单元的概念(基于“控制单元的总量控制技术”的理念,为实现水环境容量总量的计算、分配和管理等目标,综合考虑水文、水环境、水生态和水体使用功能等因素而人为划分的水质目标管理单元),并阐述了其内涵. 基于GIS技术,采用多指标空间叠加分析和专家判断方法,提出了不同尺度流域的控制单元的划分原则、指标体系及技术路线,并以赣江和锦江流域为例进行了控制单元的划分,赣江流域划分为17个1级控制单元、57个2级控制单元;锦江流域划分为4个控制单元. 对锦江流域开展了非点源参与下动态水环境容量计算及控制单元总量动态分配,丰水期COD_Mn和NH₄+-N水环境容量分别占研究区年总容量的63.4%和60.6%. 假设总量利用率为70%,将控制单元的分配结果作为SWAT(soil and water assessment tool)模型的点源输入,验证控制单元划分方案的可行性,模拟结果显示,良田和均车断面的ρ(NH₄+-N)均满足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的要求,说明划分方案可行.      

植被恢复对侵蚀型红壤碳吸存及活性有机碳的影响

依托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研究了侵蚀型红壤退化裸地恢复为百喜草地、柑橘果园和湿地松林后,0~100 cm深度范围内不同土层(0~10、>10~20、>20~40、>40~70和>70~100 cm)中w(TOC)(TOC为总有机碳)以及表层(0~40 cm)土壤中活性有机碳组分含量的变化. 结果表明:①退化裸地土壤中w(TOC)和有机碳库储量分别仅为4.73 g/kg和48.41 t/hm2,均处于较低水平,w(TOC)的垂直分布特征也不明显;恢复为百喜草地和柑橘园后,w(TOC)分别增至7.08和7.69 g/kg,有机碳库储量分别增至55.09和70.78 t/hm2,并且植被恢复对表层土壤中w(TOC)影响显著,而对深层(>40 cm)土壤影响有限. ②以退化裸地为对照,百喜草地和柑橘果园土壤碳吸存量分别为6.68和22.36 t/hm2,平均碳吸存速率分别为0.51和1.72 t/(hm2·a);以保存较好的湿地松林为参照,退化裸地、百喜草地和柑橘果园土壤碳吸存潜力分别为23.71、17.03和1.34 t/hm2,说明严重侵蚀地的碳吸存潜力巨大. ③侵蚀型红壤退化裸地的植被恢复可积极促进表层土壤中DOC(水溶性有机碳)、MBC(微生物生物量碳)和POC(颗粒有机碳)的积累,同时该影响存在表聚效应,即植被恢复后土壤表层中活性有机碳组分含量在w(TOC)中所占比例增大.      

我国海洋核事故应急监测与环境评价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针对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所面临滨海核电站/核设施事故泄漏、跨界输入的外源性核污染、海上移动/航空飞行器核设施的事故等三大核污染源的威胁,深入剖析我国海洋核事故应急工作的现状和不足,并提出自己的某些看法或建议,以期待为完善海洋核事故应急监测评价及应急方案制定提供参考。     

西藏日喀则机场周边风沙源空间分布及近34年的演变趋势

通过大量野外调查与遥感数据人机交互式目视解译方法,运用3S技术,解译了日喀则机场周边9县1975年、1990年、2000年和2008年4期遥感数据,分析了风沙化土地的空间分布,以及近34 a风沙化土地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2008年日喀则机场周边共有风沙化土地50 053.31 hm²,其中,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白朗县和仁布县所占比例为51.41%。距离机场40 km内风沙化土地面积为21 338.54 hm²,占沙地总面积的42.63％,主要分布在仁布大桥以西、年楚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以东,高寒河谷两岸的南木林县和日喀则市江当乡境内的季节性边滩、江心洲和山坡上。1975-2008年间风沙化土地呈缓慢增长趋势,共增长了13.57%,年均增长率为175.94 hm²/a。以1990-1999年风沙化土地扩展最快, 2000-2008年增长最慢。气温升高、空气相对湿润程度下降是造成风沙化土地进一步扩展、蔓延的主要原因。     

深圳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采用深圳市1996—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特征,至2007年,这4个环境指标已经全部跨越拐点,目前处于EKC的右侧。同时,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深圳EKC的演变主要是由GDP增长、环保投资、职工年平均工资和技术进步等因子驱动的。     

发挥供销系统网络优势 延伸餐厨废弃物资源利用的思考

对处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的广州来说,随着城市人口、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尤其随着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日产餐厨废弃物近1万t,如不妥善合理处理,将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管理造成极大压力。无论是焚烧、填埋、还是生化处理模式,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后产品的出路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广州供销社系统在产业链后端延伸方面具有我国任何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是解决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品深加工出路的重要力量。除了发挥供销社网络优势外,仍需要政府在政策、土地、资金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共同推进,才能实现餐厨废弃物"由餐桌中来,加工调制后再到农田中去,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再回到餐桌"的真正循环。     

多级蚯蚓生态滤池处理生活污水研究

采用多级蚯蚓生态滤池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研究,考察多级蚯蚓生态滤池对污水中各类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试验结果表明,多级蚯蚓生态滤池连续运行80d,滤池对CODCr、NH4+-N和TP的去除效果良好,去除率分别为80.4%—98.6%、95.5%—99.5%和93.7%—99.7%,出水水质符合要求.但是滤池对TN去除效果不稳定,不加碳源TN去除率降低,最低为26.0%左右,添加碳源后TN去除率维持在60%左右.其中进水中C/N比为3.07,出水中一级滤池、二级滤池和三级滤池的C/N比分别为1.56、0.88和0.72,沿程水样C/N比呈逐级下降的趋势.运行22d后,在二级滤池出水中添加葡萄糖调节C/N比为3—6,总氮去除率上升.对TN去除研究分析,推断出碳源不足是TN去除率降低的重要原因.相比单级的蚯蚓生态滤池,多级蚯蚓生态滤池生活污水处理的更加彻底,应用前景更加广泛。     

润滑油降解菌的分离、鉴定及降解特性

以HVI 500润滑油为唯一碳源进行选择性富集培养,从油污染土壤中筛选出3株菌,分别命名为SN0901,SN0902和SN0903. 采用重铬酸钾法测定含HVI 500润滑油培养液的ρ(COD_Cr),用以评价分离菌对润滑油的降解能力. 结果表明,由于润滑油降解而使培养液ρ(COD_Cr)降低,即3株菌均为HVI 500润滑油降解菌. 根据形态学观察、生理生化试验和16S rDNA基因序列比对分析,初步确定3株菌分别属于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苍白杆菌属(Ochrobactrum)和博德特氏菌属(Bordetella). 采用倾注平板法对不同温度下降解菌的菌落计数,采用重铬酸钾法测定不同pH下培养液的ρ(COD_Cr). 结果显示,温度和pH对菌株降解作用影响显著,3株菌最适宜的降解温度为30～34 ℃,pH为6.0～7.8,但每株菌的最适宜降解温度和pH稍有不同.      

自然遗迹类保护区有关分类问题的探讨

自然遗迹具有历史性、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作为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属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成因多解性等特点。探讨自然遗迹类保护区的有关分类问题:①古人类化石及活动遗迹兼为“地质遗迹”和“古文物”的双重属性,导致自然保护区与文物保护单位之间的交叉,按溯及既往原则提出供比较选择的处理方案;②自然遗迹类保护区在以生物多样性为中心的自然保护区分类中的地位,强调古、今生物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地质遗迹的宏观背景意义;③自然遗迹的“生命周期”现象对于自然遗迹类保护区分类和管理的意义。对续建古生物遗迹类型保护区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