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等离子体与催化剂联用降解空气中低浓度的苯

采用介质阻挡放电(DBD)与催化剂(MnO2,TiO2)联用降解空气中低浓度的苯(C6H6)。考察了苯的转化率、产物选择性、能量效率随能量密度的变化关系。研究发现,苯的转化率随能量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当注入DBD反应器的能量密度为1200J/L时,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MnO2氧化苯的转化率达到了92%。苯的氧化产物为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碳(CO2),进而阐述了其氧化机理。当能量密度为430J/L时,在催化剂MnO2,TiO2存在的条件下,能量效率分别达到了0.062与0.043mol/kWh。     

基于API极限工况下修井机井架强度计算研究

为研究井架在复杂工况下的强度与安全问题,以现场使用的350型修井机井架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值模拟对井架进行参数化建模;按照极限作业工况下24种组合载荷对井架进行强度分析,得出操作工况、非预期工况和可预期工况下井架的最大变形和应力云图;提取计算井架构件UC值的相关数据,对井架进行强度、刚度和整体安全性校核。结果表明:井架在常规风力作用下,最大钩载作业工况为其主要受力工况,此时井架最大等效应力小于许用应力,可满足安全需求;在相关工况中,井架的最大等效应力集中出现在上下体连接处、二层台和底部大腿处,计算井架构件各工况下的UC值均小于许用最大UC值,表明井架结构综合强度足够,满足API标准使用要求。     

氮肥和秸秆还田方式对麦玉轮作土壤N2O排放的影响

为探究氮肥和秸秆还田方式对N₂O排放的影响,本研究在关中地区冬小麦-夏玉米轮作模式下,采用双因素裂区设计,主区为常规施氮(G)和减量施氮(70%G);副区为秸秆不还田(N)、秸秆还田(S)和秸秆还田+生物炭(SB),分析对N₂O排放和产量的影响及与相关影响因子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小麦季和玉米季各处理在施肥后第5～16d内相继出现N₂O排放高峰,在降雨后也出现N₂O排放峰值.N₂O通量和土壤温度、NH₄⁺-N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在同等施氮水平下,S处理增加了N₂O排放量,SB处理可降低N₂O排放量,S和SB处理均能显著增加作物产量,且SB增产幅度更大; 70%G水平的N₂O年排放量较G水平减少了40%～48%,而产量并没有明显减少.综合考虑,在常规施氮基础上减氮30%配合秸秆+生物炭,在保证作物高产的同时,N₂O减排效果最好.     

潘北煤矿矿井水净化处理的技术实践

潘北煤矿矿井水的水质特点是以煤屑为主的悬浮物严重超标,采用“混凝、沉淀、过滤”净化工艺,处理后出水浊度、pH值、色度等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作为煤矿工业用水。     

兰溪市PM2.5中有机物的组成特征、季节变化及来源研究

为更好地理解我国中小城市地区大气细颗粒物的污染特征,利用大流量采样器采集了浙江中部典型内陆城市-兰溪市近郊和市区两个站点2016年四个季节的PM_(2.5)样品,测定了碳质气溶胶的含量,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析了正构烷烃、藿烷、多环芳烃和长链脂肪酸等弱极性有机物的组成.结果表明,兰溪PM_(2.5)中有机碳的年均浓度为9.7μg·m~(-3),有机物中正构烷烃、藿烷、多环芳烃和脂肪酸的年均浓度分别为40.8、2.0、21.0和168 ng·m~(-3).同系物分布特征表明,化石燃料燃烧是兰溪PM_(2.5)中正构烷烃的主要来源,但植物蜡也有重要贡献;藿烷的组成及其季节变化显示兰溪PM_(2.5)中的藿烷主要来源于机动车排放,但冬季存在明显的燃煤贡献;基于BeP/(BeP+BaP)、IcdP/(IcdP+Bg P)等特征比值分析,兰溪PM_(2.5)中的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机动车尾气和煤炭/生物质燃烧的混合贡献,冬季燃煤贡献较高;兰溪夏季多环芳烃的老化程度较低,表明兰溪夏季PM_(2.5)以本地排放新鲜颗粒为主,外来输送的影响较小;脂肪酸的浓度和组成说明餐饮排放对市区PM_(2.5)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为大气PM_(2.5)的来源解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信息.     

川西北高寒草甸两种蚯蚓的互作及其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以川西北高寒草甸中普遍存在的两种蚯蚓(微小双胸蚓Bimastus parvus和威廉腔蚓Metaphire guillemi)为研究对象,采用野外微宇宙实验方法比较单独接种和混合接种时两种蚯蚓的数量、分布和繁殖状况,以及牛粪分解率和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探讨不同蚯蚓种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土壤养分的影响.结果发现:1)两种蚯蚓混合接种加快了牛粪分解,增加了下层(10~20 cm)土壤可溶性氮含量,但对牛粪分解速率和土壤可溶性氮含量均不存在交互作用;2)在混合接种处理中,微小双胸蚓的死亡比率显著高于威廉腔蚓的死亡比率;3)两种蚯蚓混合接种处理时,威廉腔蚓的繁殖明显受到抑制,而微小双胸蚓的幼蚓数量有所增加.研究表明,威廉腔蚓和微小双胸蚓共存能够发生竞争性相互作用,加快地面上的牛粪分解,增加土壤可溶性氮含量,从而可能提高高寒草甸的初级生产力.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由澳洲能源公司HSE理念引发的思考

澳洲能源公司在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中非常重视健康、安全及环境（HSE）工作,HSE管理体系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本文介绍了必和必拓、加德士等公司的可持续体系、HSE规划,论述了澳洲能源公司的减碳计划、碳排放公开、节能项目的落实及安全与风险管理等具体措施。分析了HSE管理体系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能源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包括安全事故多发、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不够充分、人员健康意识有待提高等。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及中国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分析其HSE体系,并从规范HSE建设、推动HSE可持续发展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借鉴澳洲先进经验,提出明确我国HSE发展方向、战略,稳固HSE根基,完善我国能源企业HSE政策,保证体制全面、协调运转的具体建议。     

流域人类活动对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驱动

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趋势及其阶段性特征,深入研究了流域人类活动与鄱阳湖生态安全之间的相关性及鄱阳湖生态安全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经历了3个演变阶段,总体呈下降趋势:①其中20世纪80—90年代为快速下降阶段,由很安全状态下降为安全状态;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尤其是20世纪50—80年代大规模围垦等人类不合理开发活动,导致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快速下降. ②20世纪90年代到2002年为缓慢下降阶段,总体处于“安全”水平;伴随着1992年鄱阳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以及1998年“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等保护措施的实施,使该阶段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速度有所减缓. ③2003—2008年为反弹下滑期,总体已接近“一般安全”水平;随着2003年三峡工程试运行以来,鄱阳湖与长江江湖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阶段鄱阳湖流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致使其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下降. 流域社会经济不合理发展模式是鄱阳湖生态安全状况下降的重要原因,对鄱阳湖的过度无序利用直接驱动了其生态安全状况的恶化,湖区人口增长与其生态安全状况下降之间有着很好的相关性,维护鄱阳湖生态系统处于“安全”以上水平,湖区人口密度应控制在350人/km2以内. 按照保护优先的思路,坚持人湖和谐的流域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保障鄱阳湖生态安全的关键.      

生活垃圾焚烧厂贮坑沥滤液的污染与可处理特性

通过对生活垃圾焚烧厂贮坑沥滤液历时6个月的常规污染物监测,分析了沥滤液中溶解性有机物(DOM)分子量分级和重金属在不同分子量DOM中的分布,以探讨沥滤液的污染与可处理特性结果表明:沥滤液有机污染程度高.沥滤液中有机物以非溶解性(约占有机物总量的23%)和分子量＜4 ku的DOM(超过DOM总量的88%)为主,低碳有机酸和醇的总量占沥滤液中DOM(分子量＜4 ku)的50%.沥滤液中重金属含量高,在DOM各分子量分级中,重金属主要与分子量＜4 ku的DOM相关,尤其是Zn和Ni的分布占90%以上,并且重金属(除As和Hg外)的分布与有机物的分布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根据沥滤液的性质,宜采用混凝或厌氧-好氧生物方法对其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