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电网监控系统的设计

利用虚拟仪器技术实现了电网的实时监控系统的设计,并给出了该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及相关参数。该系统能够完成电网的实时监控、电网品质的实时分析,为后续根据电网瞬间状态变化预测电网的隐患事故与突发故障奠定了基础。     

深海环境因素对碳钢腐蚀行为的影响

系统总结了溶解氧、温度、盐度等深海腐蚀环境因素的特征及变化规律,分析了深海环境因素的差异对碳钢腐蚀行为的影响.并利用A3钢腐蚀速度与海洋环境参数间的函数表达式,预测了我国南海不同深度条件下A3钢的腐蚀速度.     

基于MAX-DOAS的乌鲁木齐市NO2时空变化

为研究乌鲁木齐市NO2污染状况,了解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轴差分吸收光谱技术（MAX-DOAS）,利用2014年4月—2015年12月3个监测点和多次车载移动观测的数据,反演了乌鲁木齐对流层NO2垂直柱浓度（VCD）,并且结合气象和地形等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NO2 VCD由高到低的季节依次是冬季、春季、秋季和夏季,均值为10.84、7.78、5.98和3.56×1015 molec·cm-2;由高到低的监测站依次是城区站、工业区站和郊区站,年均值为9.52、8.44和5.58×1015 molec·cm-2;日变化上春冬两季呈U型,夏秋两季呈双峰型;NO2空间分布由南到北呈明显的"两头低中间高",高值通常出现在市区高架桥附近;乌鲁木齐NO2 VCD与气象因子温度、风速、相对湿度、日照时数都有较好的相关性;乌鲁木齐夏季盛行西北风,顺势于地形利于市区污染物传输出去,冬季盛行东北风,而东面有博格达山阻挡致使风速较低,污染物滞留堆积浓度高。     

不同生境氨氮浓度及悬浮污泥对厌氧氨氧化生物膜特性的协同影响

生物膜技术是厌氧氨氧化工艺应用的关键,但关于不同生境氨氮浓度和悬浮污泥协同作用下形成的生物膜特性鲜有报道。本研究在推流式固定生物膜-活性污泥反应器中,发现在高氨氮浓度下生长的生物膜具有较高的污泥量和厚度,但低氨氮浓度生长的生物膜具有更高的厌氧氨氧化菌丰度((4.91±0.65)×10⁹ 拷贝数·g⁻¹,P<0.05)和厌氧氨氧化比活性(6.53 mg·(g·h)⁻¹)。高通量分析结果表明,Candidatus Brocadia是生物膜和悬浮污泥中主要的厌氧氨氧化菌,在两类生物膜上的丰度未有显著差异;在低氨氮浓度生物膜中Candidatus Jettenia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高氨氮浓度的生物膜,但Candidatus Kuenenia的丰度则相反。综合分析发现,厌氧氨氧化菌种的附着生长与悬浮污泥群落多样性的初始定殖有关,而低丰度菌种的分布则受不同生境的影响,该结果表明不同氨氮浓度和悬浮污泥类型的选择对生物膜的协同影响不可忽略。     

重金属污染土壤旋流洗脱设备的设计及性能评估

针对高浓度重金属污染土壤,尤其是污染负荷较高的黏土土壤,传统的物化方法难以实现其高效的洗脱。利用旋流场中土壤颗粒高速自转/公转,实现土壤颗粒污染物的强化快速脱附。土壤旋流洗脱实验分为旋流器的分离性能和单一/复合污染物的脱附性能2部分。在土壤-水体系下,旋流器的最优操作条件为：进口流量0.7 m3·h-1,分流比0.12,固液比为1:20。对于Pb污染物,底流脱附效率均能达到近85%,溢流也能够达到70%。对于Cu污染物,底流和溢流脱附均能达到90%左右。对于Cr(VI)污染物,底流脱附最高能达到60%左右,但溢流洗脱效率极低。复合污染能够在单次通过后脱除Pb、Cu、Cr(VI)等多种重金属污染,且洗脱效果与单一污染洗脱时基本一致。对实际的场地修复具有指导意义。     

道路路障对街道峡谷内污染物扩散的影响

采用数值模拟,研究不同风向角α (α=0°、45°、90°)及道路屏障位置(中间单路障和两侧双路障)对街道峡谷内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扩散的影响。数值模拟采用标准 k-ε 湍流模型且Sct选择0.3时,计算结果与风洞实验结果较好吻合。结果表明,2种路障布置方式可有效降低人行道内污染物浓度,特别是,当α=45°时,污染物浓度最多可降低46.23%。同时,风向角α对街道峡谷内污染物扩散影响较大。当 α=90°时,空气流通不良使得污染程度最为严重,且污染集中在背风侧近地面。单路障比双路障布置对污染物扩散影响更大,前者使污染物主要集中在街道中心背风侧,其他位置浓度明显降低;双路障时仅在一定范围内改善人行道内空气品质,但对街道整体污染物分布影响不大。     

沼液回流对秸秆与污泥混合中温厌氧消化的影响

为了提高秸秆与市政污泥混合厌氧消化的消化产率,以秸秆污泥混合物作为底物,在批次实验中研究不同沼液回流对中温（35 ℃）混合厌氧消化过程的影响。实验采用0% 、20%、30%、40%、50%和60%等6种不同的沼液回流量,分析不同沼液回流量下产气量、甲烷含量、发酵过程氨氮含量、sCOD、总挥发酸（VFAs）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50%的沼液回流产气量和甲烷产量均最大,分别是1 645 mL和797.5 mL,TS和VS去除率达到17.5%和47.8%,单位VS甲烷产量为613.45 mL·g-1,较未加沼液的发酵瓶提高了37.7%,且无VFAs积累。过高的沼液回流量提升了厌氧反应的氨氮浓度,对厌氧产气过程产生了抑制。50%沼液回流量可以作为秸秆污泥混合厌氧消化最佳回流量。     

基于碳源储存的污水生物脱氮除磷效率及污水处理系统延伸成本分析

以我国北方某改良型A²/O工艺 (设计规模6×10⁴ m³·d⁻¹) 为例,基于一年的运行数据,考察碳源储存与生物脱氮除磷能力之间的关系,分析碳源利用效率和能耗情况。结果表明：在7—9月,系统碳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为53%~55%,这说明消耗的碳源中超过50%比例用于生物脱氮除磷;反硝化菌较聚磷菌对环境的变化更敏感;外加碳源的延伸成本占直接成本的20.5%。因此,污水处理厂应充分考虑进出水水质及环境条件变化对碳源有效利用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可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背景下城市污水处理厂A²/O工艺及其他常规工艺的优化调控提供参考。     

我国工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路径探索——以食品制造业为例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治理途径之一。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减废降碳协同推进的理解与认识仍较为有限,减废降碳协同增效路径尚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以深圳市食品制造业为例,从生命周期视角量化该行业及其分行业全链条的碳排放,并基于SWOT分析,对该行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路径进行初步探索。研究结果显示,2012—2020年深圳市食品制造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显著下降,10类分行业全链条碳排放范围为0.19~10.86 tCO₂e·t⁻¹产品,其中,碳排放最高的为糕点、面包制造分行业,最低的为蜜饯制造分行业。此外,SWOT分析结果显示食品制造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可以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但目前存在行业供应链分散、企业积极性不高和植物基蛋白技术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抓住“双碳”目标和“无废城市”建设的机遇,加快做好顶层设计,构建行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政策体系,推动关键技术绿色低碳转型,多措并举实现食品制造行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该研究不仅为食品制造业实现“双碳”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工业减废降碳协同增效路径的探索提供方法指导。     

新型固体进样汞镉测定仪测定固体样品中的镉

使用由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型固体进样汞镉测定仪(DCMA-200),对采集的土壤、大气颗粒物和固体废物样品中镉的浓度进行分析。在测试过程中,选择9种标准土(GBW07407、GBW07402、GBW07410、GBW07425、GBW07426、GBW07428、GBW07419、GBW07309和GBW07418),研究了进样量对测定的影响,并分别在1.0~10.0 mg称量范围内建立了标准曲线(R ²> 0.93)。当固体样品进样量为10.0 mg时,镉的检出限为0.004 7 mg/kg,测定下限为0.016 mg/kg。利用7种标准土(GBW07418和GBW07419除外)绘制的标准曲线,测得的5种实际土壤中镉的浓度与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得的结果较一致。但与ICP-MS测得的结果相比,利用该固体进样汞镉测定仪测得的大气颗粒物中镉的浓度明显偏高,而危险废物中镉的浓度偏低。因此,建议在检测某地区的固体样品时,尽可能选择该区域和该类固体样品的标准品来设计标准曲线,从而提高测试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