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气体横向迁移安全控制范围

以重庆市兴隆垃圾填埋场为例,在垃圾场东南侧布设17口监测井,对监测井中填埋气进行监测分析.根据填埋气主要组分CH4和H2S体积分数的变化,研究相似地质条件下垃圾填埋场填埋气的横向迁移现状及影响区域,确定安全控制范围.结果表明,对填埋气体主要在第四系松散堆积层空隙介质中迁移的简易填埋场,填埋气的横向迁移现主要集中在场界外50 m区域内,监测井中CH4体积分数最高达66.42%,H2S最高达10-5;填埋场场界50 m以外区域中填埋气的横向迁移非常微弱.因此,在距填埋场场界50 m处采取控制措施可有效控制填埋气的横向迁移.     

增强企业内安全培训能力对策研究

依据中日合作项目《加强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能力计划》成果,对比分析了中日对企业安全培训相关法规要求,明确了各自的优点、缺点,提出通过开展企业内安全培训负责人培训可增强企业内安全培训能力,并在宁波进行了试点。提出应当重视企业内安全培训工作,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进行修改,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和办法,开展企业内安全培训负责人培训、把班组长培训制度化、充分利用外部培训机构等增强企业内安全培训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长三角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嘉兴市为例

基于浙江省嘉兴市1979~2012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评估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了30多年来嘉兴市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1)1979~2012年,嘉兴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最大,增加了136.6%,相应的耕地面积减少了15.5%。(2)1979~2012年,嘉兴市景观破碎度指数从0.6531上升到0.876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耕地景观破碎度指数不断增加、聚集度指数减小。(3)1979~2012年,嘉兴市的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了14.7%,2000~2012年嘉兴市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尤为显著,生态系统各单项服务价值整体也呈现下降趋势,耕地为嘉兴市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占嘉兴市总生态系统服务的70%以上。(4)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嘉兴市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格局对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分析表明,耕地和水域与生态服务价值呈正相关,而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与生态服务价值呈负相关;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和耕地破碎度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无功交换对含大量风电场地区电网稳定性影响

针对含大量风电场的地区电网外送电时,外送联络线通道发生永久故障问题,运用电力系统综合分析程序(power system analysis softwarepackage, PSASP)仿真其动态过程,分析无功交换潮流对地区电网形成孤网后稳定性的影响,提出稳定控制策略。结果表明:无功交换潮流较小时,对孤网影响不大;当无功交换潮流较大时,应及时采取如:投退无功补偿装置、限制风电出力、切除部分负荷等措施进行稳定控制。     

基于偏应力增量的边坡开挖松动区的确定方法

对于开挖卸荷效应导致的边坡破坏现象,传统的极限平衡法无法给出合理的稳定性评价结果。以松动区作为开挖破坏型边坡的稳定性分析对象,选取偏应力增量为主要评判指标,归纳了通过数值分析法确定边坡开挖松动区范围的方法。首先将松动区定义为连续分布且对稳定性存在不利影响的弹性松弛区和塑性流动区的总和,认为开挖后偏应力场的调整是边坡变形破坏的主要原因。基于FILAC~(3D)软件平台编制了偏应力及其增量的计算程序。以某顺倾层状路堑边坡为案例,计算了开挖卸荷作用下偏应力场与位移场的动态发展过程。结果表明:岩土体偏应力与变形演化具有较敏感的相关关系,在松动区形成过程中偏应力增量等值线会相应地出现局部凸起、正负分区等异常现象。不同等值线凸起顶点的顺次连线即为偏应力变化异常与否的分界线,可作为松动区的内边界。所述方法可为堑坡稳定性分析、预加固设计等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白鹤滩水电站岩质边坡微震活动特征研究*

白鹤滩水电站左岸边坡高陡,应力条件复杂,存在LS_(331)、LS_(337)、LS_(3319)层内错动带,F17断层等软弱结构面,施工期和运营期安全问题十分突出。为评价其左岸边坡开挖稳定性,利用微震监测系统对边坡微震活动进行实时监测,并分析微震活动的时空以及震级分布,揭示岩质边坡开挖扰动下的微震活动特性及其施工响应特征。结果表明:开挖强度越大,边坡损伤越大,微震活动越活跃;爆破后0.5h内应力急剧调整,微震活动频繁;震级分布在-1.6~0.4之间,爆破开挖诱发大量震级小能量低的微震事件,诱发边坡的渐进损伤;软弱结构面是微震事件的主要活动区域,具有发生破坏变形的可能性;左岸边坡岩石破裂以复合型破坏和剪切破坏为主,伴随少量拉伸破坏。该研究可为工程后续开挖和支护提供参考,为同类微震活动特性分析提供一定的借鉴。     

Determination of Fungicide Kresoxim-Methyl Residues in Cucumber and Soil by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Nitrogen-Phosphorus Detection

The method of residue analysis of kresoxim-methyl and its dissipation rate in cucumber and soil in a greenhouse were studied. Residues of kresoxim-methyl were extracted from cucumber and soil matrices with acetone, purified by liquid-liquid extraction and Florisil cartridges, and then determined by GC with NP-detector. The limit of detec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9× 10^?12 g, and the minimum determination concentration of kresoxim-methyl in the samples was 0.005 mg kg^?1. The average recoveries ranged from 89.4 to 100.2% with a coefficient variation between 2.4 and 8.9%. Dissipation study showed that the half-lives of kresoxim-methyl in cucumber were approximately 6.5 days at both the recommended and double the recommended dosage. Half-lives for both the treatments were approximately 8 days in soil.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residues in cucumber were below the MRL (0.05 mg kg^?1, fixed by EU) after 7 days for both treat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