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磁共振方法在湖北某地找水的效果

应用核磁共振技术找水是核磁共振技术应用的新领域,核磁共振找水是一种直接探测地下水的地球物理方法。本文介绍了在贫水地区一个指定范围内探测地下水例子。比较所做的三个僚共振测点的工作结果,确定出含中水情况较好部位,配合做了率对四极测探,其工作结果指示出一低阻区域,是地下水富集带。在设计的钻井位置钻探探打出了优质 下水,验证了核磁共振找水方法的推断结果。在对该磁共振找水方法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指出：核磁共     

鄱阳湖湿地土壤-植物-地下水稳定氧同位素组成分析

近年来,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极端干旱事件频繁发生,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遭受破坏。为此,于2014年鄱阳湖湿地保护区两个断面分层采集0~100 cm土壤,并采集优势种植物和河湖水以及地下水数据,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分析了土壤-植物-河湖水-地下水稳定同位素变化特征,并探寻它们之间的补给关系。结果表明,两断面土壤水氧同位素变化范围分别为–10.48‰~–5.23‰和–12.39‰~–6.55‰,算术平均值分别为–8.36‰和–8.63‰。断面一表层(0~30 cm)土壤水氧重同位素较富集,且随深度增加而减小;断面二表层(0~40 cm)土壤水中氧同位素组成基本无变化。断面一的地下水主要是受降水补给,断面二可能是受降水和河湖水共同补给。鄱阳湖湿地两断面优势种植物虉草叶片水的氧同位素值最大,为–0.9‰,其次是灰化苔草和芦苇,分别为–4.23‰和–5.25‰。     

岷江上游崩塌滑坡分布规律研究

岷江为长江—级支流，上游长３３０ｋｍ，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发生崩塌滑坡２００余处，体积约２．１亿ｍ￣３。作者研究了岷江上游崩塌滑坡的分布规律。采用统计指标法，将岷江上游分为三种不同的崩塌滑坡分布密度区：①ＵＸＳ．高密度区；②ＭＸＳ，中密度区；③ＬＸＳ＿３低密度区。     

RVSM空域航空器大高度偏差垂向碰撞风险评估

为了增加空域容量,缩小垂直间隔(RVSM)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实施,运行RVSM必须在实施前和实施后都应对RVSM空域进行安全评估,使其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性能规范要求.根据北大西洋和欧洲地区采集的相关数据,结合我国大高度偏差(LHD)统计数据,通过改进Reich碰撞模型,计算在RVSM空域同航路的航空器因操作性误差引起大高度偏差时在垂直方向上的碰撞率.计算结果表明,总的RVSM运行风险小于规定值,航路垂直间隔标准在给定的飞行环境下是安全的.     

生态土壤渗滤系统启动周期研究

利用室内模拟试验装置,考察了4种生态土壤渗滤系统在0.1 m3/(m2·d)的水力负荷条件下对生活污水中TP、COD和NH3-N的去除效果及启动周期; 同时对整个系统及同类生态工艺启动周期的判断方法做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土壤渗滤系统对TP、COD和NH3-N的启动周期分别为15～27 d、24～40 d和24～26 d; 土壤渗滤系统对TP的启动周期最短,对COD的启动周期最长; 处理系统启动周期的判断原则是综合考察系统对主要污染物各自的启动周期,以最长的作为系统启动周期.4组试验中,1#和2#系统的启动周期为40 d; 3#和4#的为24 d.     

考虑人为因素的可靠性评估

统计数据表明,系统的可靠运行不可忽略人为误操作造成的故障,该故障发生率有时甚至超过设备本身导致的系统故障发生率。将人为因素与设备自身因素造成的系统故障进行对比,分析人为因素造成系统故障后的特点,可得出人为因素的可靠性参数。根据解析法和模拟法的相关理论计算考虑人为因素的可靠性指标,可以看出考虑人为因素的计算结果更加符合实际运行特点,便于相关人员采取对策,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     

黄泥土不同粒径微团聚体对Cd2+的吸附与解吸研究

对采自太湖地区黄泥土进行了低能量超声波分离,采用平衡吸附法研究了不同粒径微团聚体颗粒对重金属Cd²⁺的吸附和解吸特点.结果表明,不同粒径微团聚体对Cd²⁺的吸附特性均符合Freundlich方程,模拟方程得到的K值介于152～503之间,以粘粒级和粗砂级为最大.微团聚体对Cd²⁺的吸附容量与其中游离氧化铁含量、CEC呈显著正相关.不同微团聚体Cd的解吸特点不同,粘粒级的解吸率仅为8.4%,远远低于其它粒径的微团聚体,这些结果有助于了解田间条件下土壤重金属化学行为和微观尺度的化学过程.     

氯氰菊酯降解菌的筛选及其降解特性的初步研究

以氯氰菊酯为唯一碳源从土壤中分离筛选得到22株氯氰菊酯降解菌,其中G201和G203降解活性较高且稳定性较好,选择这2株菌进一步研究了培养条件对降解率及降解速率的影响。结果表明,2株菌在中性培养液中降解率达到最大;菌株G201当氯氰菊酯的质量浓度不超过200mg·L-1时降解速率与浓度成正比;外加少量碳、氮源如淀粉、葡萄糖、牛肉膏、蛋白胨淀粉等,可以显著提高菌株的降解能力。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质、挑战、应对和成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表现为农耕文明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为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新中国的缔造者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拓荒垦殖,问题得到缓解但没有得到解决,贫困落后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魔咒"。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发展,使农民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使土地得以从农民手中部分释放出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资源价值,也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自我生态修复。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逼近工业文明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010年后,中国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高质量、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制度及其启示

联邦《石油污染条例》、州《溢油预防和应对法案》和《溢油预防和应对条例》共同构成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制度体系,确立了评估活动主导者和参与者明确、程序清晰、客观公正、资金来源有保障,且融合了应急、评估、响应行动于一体的评估制度。我国正在建立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虽然就损害评估已经形成了部分规范性文件,但多重视的是评估机构的资质管理和具体的评估技术方法,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从主体构建、程序设计、多方参与、评估资金、融合评估和应急、恢复行动于一体五个方面完善评估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