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黄海2007—2017年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变化

在2007-2017年秋季,利用专业海洋调查船对整个南黄海海域开展了5个航次的浮游植物调查。结果发现：调查海域共有浮游植物371种,隶属4门108属。其中硅藻门有56属237种,甲藻门有24属98种,硅藻和甲藻是组成南黄海海域浮游植物最主要的两大类群。主要优势种有裸甲藻（Gymnodinium sp.）、柔弱拟菱形藻（Nitz.delicatissima）、蓝隐藻（Chroomonas sp.）、菱形海线藻（Thalassionema nitzschioides）、锥状施克里普藻（Scrippsiella trochoidea）和环沟藻（Gyrodinium spp.）等。2007年以来,南黄海浮游植物种类数呈明显上升趋势。浮游植物细胞密度平均为1.96×10⁴个/L,年际变化较大。将调查结果与众多文献比对,共发现9种藻类为中国新记录藻种,其中有4种硅藻和5种甲藻。     

我国东部轻度富营养化湖泊（元荡湖）介形类组成及其生态意义

元荡湖是我国东部平原的一个浅水湖泊,原系淀山湖的一个湖湾,后因芦滩封淤而成,其形成历史短,是探讨动物类群组成与湖泊生态系统演化间关系的理想场所。近年由于人类活动频繁,该湖已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研究首次对该湖泊中的介形类进行了研究,共发现9种,它们分别是Cypretta turgida、Cypria kraepelini、Cypridopsis vidua、Cypris subglobosa、Dolerocypria taalensis、Fabaeformiscandona myllaina、F. subacuta、Fabaeformiscandona sp.和Ilyocypris salebrosa。这些介形类均非地方性物种,且都对生态环境有较强的耐受性。结合元荡湖母体湖泊-淀山湖水动力大、无介形类生存的实际情况,研究认为元荡湖中的介形类应由周边迁移而来,且其组成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优势度（Y）分析结果也显示,C. kraepelini、F. myllaina、F. subacuta和Fabaeformiscandona sp.共4种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介形类中,以富营养化指示物种C. kraepelini的优势度最高。而典型对应分析结果（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es,CCA）发现,自然环境因素水深仍是影响介形类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其次是总氮、叶绿素a、水体透明度和溶解氧。通过分析介形类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摄食方式发现,元荡湖的介形类分属于底栖动物栖息类型中的游泳型（如C. kraepelini和C. vidua）、攀爬型（如C. subglobosa和C. turgida）和蔓生型(其他5种),其中蔓生型介形类占比最高,达56%,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元荡湖这样一个浅水湖泊中水深却成为影响介形类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总结发现,元荡湖中的介形类组成和丰度分布受到湖泊形成时间的长短、自然环境因素和人类干扰等方面的共同影响,这为今后深入开展介形类组成与湖泊演化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证据。此外,研究首次报导了F. myllaina在中国的分布。 关键词： 元荡湖;介形类;水深;人为干扰;优势度Y;栖息类型     

MBR工艺处理粮油加工废水的研究

采用MBR(Membrane Bioreactor)工艺对粮油加工废水进行处理发现,污染物的去除是活性污泥和膜截留共同作用的结果,试验中微生物的去除作用占污染物总去除率的62.9%~88.1%,起主要作用。当系统的污泥负荷和容积负荷分别在0.4~0.54 kgCOD/kgMLSS.d之间和3.8~5.0 kgCOD/m3.d之间变化时,系统对COD的去除率在92.5%以上。本试验所用膜的临界膜通量为8~10 L/(m2.h),系统污泥浓度从1~2g/L增加到10~12g/L时,临界膜通量从10~12L/(m2.h)下降到了3~4 L/(m2.h),随着膜面流速从1.0m/s上升到1.8m/s,膜的临界通量也相应的从4~6 L/(m2.h)上升到了16~18 L/(m2.h),呈正相关。     

资源型城市资源开发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以四川省达州地区天然气开发为例

随着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不断耗竭,我国"矿竭城衰"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出发点,从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和理顺资源利益分配关系两方面来完善我国资源开发补偿法律制度,以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青冰滩冰川水文特征初步分析

通过对青冰滩冰川的综合考察,对该地区2008-08-01日至08-31日的水文、气象以及水环境进行了连续观测。结果表明:冰川表面大量覆盖冰碛增加了冰川表面的反射率,加速了冰川消融;整个8月日均气温在8℃以下,气温的日较差较大,冰川消融期的降水以降雪和冰雹为主;冰川融水的电导率和溶解性固体相关系数可达0.98,两者与气温的相关度也可达到0.8以上。     

膜法海水淡化技术在玉环电厂的应用

华能玉环电厂4X1000MW燃煤机组生产用水全部采用经“膜法”海水淡化技术处理的淡化海水,该淡水海水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对电厂脱硫系统产生一定影响,探讨了淡化海水对脱硫系统的腐蚀及应对措施。     

喀斯特生态治理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以贵州毕节鸭池、遵义龙坪、沿河淇滩示范区为例

为检验喀斯特生态治理区的治理效果,以贵州省毕节鸭池、遵义龙坪、沿河淇滩3个示范区为例,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支持力、人口发展与支持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5个方面,选择45个单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综合评价法,评价3个示范区2005、2007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结果显示：空间上看,龙坪示范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好,鸭池示范区次之,淇滩示范区最差;时间上对比,龙坪示范区和淇滩示范区的发展能力2007年比2005年有所提高,〖JP2〗鸭池示范区稍有退步。根据各示范区的主要人 地矛盾,提出控制人口、优化配置水土资源、加大林牧产业比重等对策,以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为同类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可持续发展新里程:问题与探索——参加“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思考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建立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这是"里约+20"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里程,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将是学术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框架下,整合现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各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特殊性,认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做出努力:①绿色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主要包含了绿色经济的内涵;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绿色经济与就业、脱贫等之间的关系;衡量绿色经济的具体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经济发展绿化程度的测度;绿色壁垒的形式以及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发展绿色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等。②自然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主要包含了自然资本的内涵;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各种生态服务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何建立基于自然资本核算方法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投融资及其运行机制和生态补偿方式;如何从法律、体制、机制、政策等多层面构建一套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等。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冲突机制及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在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压力和责任及经济全球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等。④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含了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各类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或者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的识别、评价和预测;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创新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可持续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⑤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提高可持续发展中转移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基金)、生态税、税收差异化等财政手段效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如何推进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多元化,实现资金供给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互动和资金配置与运作效率的高效互动等。⑥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系统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分析框架;研究与设计能够在宏观(或共性)层面和微观(或个性)层面有效运行的参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制度相容性和实践可行性。     

基于DEM的山区旱灾风险评价模型——以西南地区为例

旱灾研究中,地形导致的水热再分配容易造成地域间旱灾灾情的明显差异,因此地形因子对于旱灾风险的准确评价及灾情的客观评估至关重要。采用气象站点观测数据和DEM数据,通过模拟复杂地形影响下的下垫面真实水分情况,加入地形因子的影响,建立了以干旱致灾因子(水分条件)、孕灾环境(地形)、承灾体(农作物脆弱性曲线)综合的旱灾风险评价三度模型;并以地形复杂、旱灾多发的西南地区为例,编制了旱灾风险等级图,以期为客观评估旱灾灾情,有效开展区域旱灾风险防范提供科学依据。     

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特点及其家庭际差异——以2007年云南宁洱6.4级地震灾区为例

以2007年云南宁洱6.4级地震灾区为例,通过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地区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特点及其家庭际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当地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尚不理想,综合防震减灾能力较弱;家庭对地震灾害知识和防震减灾技能的掌握程度,显著地影响着其在震时及震后的响应行为和态度,其中防震减灾技能的影响更显著;经济收入和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其地震灾害的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明显,且可能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总数与家庭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综合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也叠加了家庭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研究区而言,加强防震减灾实用技能和震时如何有效应对地震影响方面的教育,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