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

根据环境意识结构．设计了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调查问卷。其主要的指标体系包括：旅游环境知识水平、旅游环境态度、旅游环境评价和旅游环境行为四个方面。对指标体系各部分之间以及每一指标部分的每一题目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权重的确定．而且对各部分的每道题目的各个选项予以赋分。基于权重和赋分．结合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指标体系各部分评价模型和环境意识总体评价模型。以此来计算草原旅游发展中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水平的综合得分。经过分析得知，旅游管理部门环境意识模式是“环境知识制约型”模式。     

最优环境税:庇古法则与税制协调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外关于最优环境税的经典理论——庇古法则及近十年来研究的前沿内容——一般均衡模型等作出阐释，并在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考察环境税的效率特性和在次优情形下最优环境税的决定因素。随后是对我国开征环境税的几点思考：环境税的课征范围应暂定为排放各种废水、废气（烟尘）和固体废弃物的行为。环境税税率的确定可以采用“反复迭代”的方法，即“环境效益优先，兼顾税收协调和收入分配等效应。”其他相关问题的处理，如环境税和其它政策手段的配合使用，环境税税收的使用等。     

三江平原地貌因子及其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地貌因子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是决定环境的主要因子,是生态地质环境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主导支力条件;是生态平衡的重中之重;是生态地质环境的基础,并影响其它因子或成份.如地貌因子或成份发生了变化,其它因子或成份就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地貌因子发生变化或失去平衡,其它因子也会发生变化或失去平衡.文本论述了三江平原地貌特征,详细地分析了地貌的作用,阐明了有关地貌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Xinjiang

As a special basic economic region in China, Xinjiang is situated in the arid area in the Northwest China. Oasis agriculture is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help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al and environment. After 50 years of practice, from 1949 to 2002, oasis agriculture in Xinjiang enhanced rapidly the scal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had great changes in its structure.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area rose from 120.97*102 ha t…     

省以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环境保护激励效应

现有文献认为生态转移支付具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提升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双目标,而目标的多样性会影响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效果及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环保支出和农林水支出的中介与调节效应,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目标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2010—2018年甘肃、贵州、湖北及河南四省的199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表明:在样本期内,生态转移支付促进了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中国地方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对辖区环境保护效果中,环境保护支出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农林水支出不仅调节了生态转移支付的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效果,而且调节了环境保护支出对地方环境质量的影响。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环境治理信息优势,省以下制度目标更能体现辖区生态需求,省对县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会有效促进地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激励效应较为明显。同时,县级地方政府应该逐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依赖,逐步转向经济与环境"双目标协同发展"模式。为了协同生态转移支付的双目标,"自下而上参与式决策"可以作为环境治理的有益补充,通过地方政府多元化实践改善环境质量。     

亚热带稻田土壤碳氮磷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

为了解稻田土壤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土壤有机碳(C)、氮(N)和磷(P)比值,基于亚热带区110个水稻土剖面和587个发生层的土壤调查数据库,在区域尺度上分析了典型水稻土C∶N∶P比值的生态化学计量学特征,并应用相关分析和冗余分析,研究水稻土C∶N∶P比值与土壤-环境因子(地形和母质、土壤发生层、土壤类型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关系.结果显示,亚热带区稻田土壤C∶N、C∶P和N∶P的剖面加权平均值分别为12. 6、49和3. 9,C∶N∶P为38∶3. 2∶1.不同母质起源、不同土壤亚类和不同发生层的水稻土C∶N变异相对较小;但C∶P和N∶P的变异很大,两者均值也远低于全球(186和13. 1)和中国土壤(136和9. 3)的C∶P和N∶P的平均水平.尽管稻田土壤剖面的C∶N∶P相对不稳定,但由于稻田表土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强烈,表土C∶N相对稳定(14. 2).这反映长期水耕熟化作用下,稻田表土中C和N仍存在紧密的耦合作用.然而,在稻田土壤剖面上,C∶P和N∶P并不稳定,SOC与全P含量、全N与全P含量也无显著相关性,表明环境变化可能导致土壤C∶N∶P解耦.地形、土壤质地、氧化铁和容重是调控稻田土壤剖面C∶N∶P的关键土壤环境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