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现状评价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弄清楚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风险现状,本文在风险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概念和影响因素,并构建了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水资源系统表现出多模态、突跳和发散的基本突变特征,论述了运用突变理论评价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将突变理论引入到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评价中,对西部水资源开发利用风险进行评价.首先对各项风险评价指标按照重要性排序,并对各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然后利用突变模型的归一公式和突变模型的评价准则进行递归运算,最后求出各层指标相对风险值(突变隶属度),将评价结果与风险等级对照,综合判断和分析各层各项指标相对风险状况.计算结果表明:在西部12个省份中,各层指标的风险值差异显著,但是水资源开发利用综合风险值分布在0 66-0.92之间,总体上属于中高度风险水平,12省份风险从小到大排序为:西藏→陕西→重庆→四川→青海→云南→贵州→广西→内蒙→甘肃→新疆→宁夏,这一结果与西部12省份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状况相符,可以为西部大开发过程水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和管理提供风险决策参考依据.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双重向度",其耦合协调程度对于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揭示与阐述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机理,建立评价两者耦合协调度的理论模型,设计评价两者耦合协调状况及趋势的指标体系,运用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稳步提升,总体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明显,存在数字产业化滞后产业数字化的趋势.从加快推进新型数字产业发展、以"新基建"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区域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内数字化转型构建更好制度体系、加强数字人才培养和激励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加权叠加模型的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以星云湖流域为例

生态用地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星云湖流域为研究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从水土保持、地质灾害规避与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安全4个方面,构建了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指标及其识别方法,并识别出流域重要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加权叠加模型更适用于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2)根据生态用地重要性分为核心型、辅助型、过渡型和非重要生态用地,面积分别为75.98 km~2、105.05 km~2、89.47 km~2和65.11 km~2,分别占流域生态用地总面积的22.64%、31.30%、26.66%和19.40%。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重要生态用地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以星云湖流域作为高原湖泊流域的典型,为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方向,以期协调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农地流转背景下地块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分析

近年来粮食安全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农地投入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要素,是保障粮食稳定产出的前提。学者就农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的影响已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受农地流转的影响,土地要素更具多样化,土地规模与农户种粮投入的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农地流转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探析农地流转影响下土地规模对农户种粮投入影响的变化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地块的异质性,本文基于山东、河南、安徽三个粮食主产省622户农户1 284个地块的粮食生产数据从村庄和农户两个层次控制了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地块要素等非主观因素,进行多层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特征及地块特征对农户粮食生产单位面积投入有显著影响。地块规模和转入地占比对农地投入影响为负,转入地占比越大,地权稳定性越低,农户投入积极性受到挫伤越明显,在转入地上的投入减少。随着转入土地面积的增加,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增大,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增加种粮投入,地块规模的负向影响程度降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得出以下3点结论:(1)规模化经营有利于降低单位面积种粮成本;(2)农地流转发生时,地块规模对种粮投入的影响发生改变,成片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我国粮食生产的必然趋势;(3)提高土地综合条件可以降低投入成本,并提高农户投入积极性。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降低种粮成本、提高农户收益着手,建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同时也要注重增加财政拨款,建设高标准粮田,强化高标准粮田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田间配套工程。     

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

将模糊综合评价和pead生长曲线法引入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效益分析当中，建立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方法。以云南省寻甸县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法对水污染造成的水资源价值损失进行了估算，采用曲线法对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价值进行分析，得刭水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为2730．3万元／年和491．45万元／年。最后将所有经济效益和费用贴现，计算效费比为3．68。分析结果可知，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基于双子系统协调耦合的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模型

省区初始水权和流域级政府预留水量是流域初始水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省区初始水权配置子系统和政府预留水量配置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是提高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途径。面向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建立基于“三条红线”的耦合协调性判别准则,针对省区初始水权和流域级政府预留水量的配置方案,分别从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率视角判别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针对未能通过耦合协调性判别的情形,提出调整两个子系统配置方案的方法,并重新进行判别,直至配置方案通过耦合协调性判别,从而获得流域初始水权配置推荐方案;最后,针对太湖流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和算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可为其它流域开展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东部轻度富营养化湖泊（元荡湖）介形类组成及其生态意义

元荡湖是我国东部平原的一个浅水湖泊,原系淀山湖的一个湖湾,后因芦滩封淤而成,其形成历史短,是探讨动物类群组成与湖泊生态系统演化间关系的理想场所。近年由于人类活动频繁,该湖已处于轻度富营养化状态。研究首次对该湖泊中的介形类进行了研究,共发现9种,它们分别是Cypretta turgida、Cypria kraepelini、Cypridopsis vidua、Cypris subglobosa、Dolerocypria taalensis、Fabaeformiscandona myllaina、F. subacuta、Fabaeformiscandona sp.和Ilyocypris salebrosa。这些介形类均非地方性物种,且都对生态环境有较强的耐受性。结合元荡湖母体湖泊-淀山湖水动力大、无介形类生存的实际情况,研究认为元荡湖中的介形类应由周边迁移而来,且其组成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优势度（Y）分析结果也显示,C. kraepelini、F. myllaina、F. subacuta和Fabaeformiscandona sp.共4种出现频率相对较高的介形类中,以富营养化指示物种C. kraepelini的优势度最高。而典型对应分析结果（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es,CCA）发现,自然环境因素水深仍是影响介形类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其次是总氮、叶绿素a、水体透明度和溶解氧。通过分析介形类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摄食方式发现,元荡湖的介形类分属于底栖动物栖息类型中的游泳型（如C. kraepelini和C. vidua）、攀爬型（如C. subglobosa和C. turgida）和蔓生型(其他5种),其中蔓生型介形类占比最高,达56%,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元荡湖这样一个浅水湖泊中水深却成为影响介形类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总结发现,元荡湖中的介形类组成和丰度分布受到湖泊形成时间的长短、自然环境因素和人类干扰等方面的共同影响,这为今后深入开展介形类组成与湖泊演化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证据。此外,研究首次报导了F. myllaina在中国的分布。 关键词： 元荡湖;介形类;水深;人为干扰;优势度Y;栖息类型     

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影响的分析模型与实证

从消费压力人口视角探讨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气候变化压力的人文因素,以及人口与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本文通过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应用岭回归方法计量分析人口、消费及技术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对我国1980至2007年碳排放情况的统计实证结果表明,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国情有较高的解释力.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城市化率、人口规模三个因素对我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影响明显;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已高于人口规模变化的影响力,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模式等人文因素的变化有可能成为我国碳排放的新的增长点;技术进步因素在此模型中对我国该阶段碳排放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我国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减缓碳排放的潜力巨大.     

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探析

该文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空间变迁:土地利用,在对国际上土地利用相关研究综述之后,概要介绍了世界遗产城市及其历史时期空间变迁;然后,从土地利用历史断面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近300年来各时期世界遗产城市地区的土地覆盖特征,以及从土地利用历史路径的角度出发,具体阐述世界遗产城市地区土地覆盖特征所形成的过程,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近300年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人口发展和土地开发在总量增加的同时也伴随了世界性的迁移,这一阶段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主导土地覆盖类型大部分都转变为农业或半农业,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20世纪当中;最后,文章初步比较了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的空间变迁情况,得出的结论主要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地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在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者更多是一种外延式增长,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内生式增长,土地利用向农业和半农业的转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区要比世界遗产城市地区早大概两个世纪.     

昆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在Constanza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计算了1994－2002年昆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建设用地对耕地和水域面积的占用,引起了昆山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渐下降： 9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总量下降了8.9%,人均占有量（Ave(ESV)）下降了13.0%。各种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水域面积的变化则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起到放大作用。耕地面积的变化主要是影响昆山市的粮食安全问题,而水域的变化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