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区农业资源的综合评价系统

客观,准确地评价地区农业资源,对于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将地区农业资源分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能够较好地反映系统结构特征,不同样点差异及满足易于收集,便于数量表示和定量处理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选择了若干评价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区位商法等评价方法,对南京地区的主要２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资源优势度分析法进行了综合评价。     

太湖流域稻麦轮作系统实际施氮量及其多重效应——基于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研究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常州市武进区开展农户问卷调查,并利用统计软件对问卷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太湖流域稻麦轮作系统稻季平均施氮量为310.91 kg·hm^-2,麦季平均施氮量为202.18 kg·hm^-2,一年两季作物平均施氮量为513.09 kg·hm^-2,氮肥过量施用现象主要存在于稻季;②施氮肥对水稻和冬小麦都具有较好的增产作用,但是当施氮量达到一定值后,水稻和冬小麦的产量、氮素累积量、氮肥农学利用率和氮肥吸收利用率都出现下降的趋势;③太湖流域稻麦轮作系统土地氮剩余量和面源氮排放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持续增加,在目前的氮肥施入水平下一年两季作物的氮素流失量约为41.26 kg·hm^-2。     

人为干扰对典型草原土壤碳密度及生态系统碳贮量的影响

为了了解不同人为干扰形式对典型草原碳贮量的影响,对采取了不同干扰形式（包括开垦,放牧,禁牧2年、禁牧7年和禁牧17年）的典型草原试验样地的土壤碳密度及总碳贮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0～20cm深土层土壤碳密度在不同干扰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F=78.702, P<0.000 1),其由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禁牧17年>禁牧7年>禁牧2年>放牧>开垦,分别为4.47、4.23、4.01、3.7和2.27kg/m²;0～50cm土层土壤碳密度除开垦明显低于干扰形式以外,几种干扰间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人为干扰对土壤碳密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壤的表层（0～20cm）,对深层土壤的影响不明显。不同干扰形式下碳贮量中都以土壤碳库占有最大的比重,一般在86％～93%之间;根系所占比重在6％～13％之间;植物地上部分所占比重与枯落物大致相当,一般低于1％（开垦除外）。基于0～20cm土壤碳密度计算的总碳贮量分别为5.74 kg/m²（禁牧17年）、5.22 kg/m²（禁牧7年）、4.83 kg/m²（禁牧2年）、4.39 kg/m²（放牧）、2.67 kg/m²（开垦）,不同干扰类型间达到了显著差异（F=8.711,P<0.01）;基于0～50cm土壤碳密度计算的总碳贮量也表现相同的变化趋势。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人为干扰对典型草原土壤碳密度及总碳贮量具有明显影响,即开垦和放牧导致土壤碳密度和总碳贮量明显下降,而禁牧则可以提高土壤碳密度及碳贮量。因此,从提高碳贮量的角度来看,应该严格禁止典型草原的开垦行为,鼓励实行适当的禁牧制度。图5表2参16     

基于计算机图形技术的林火蔓延模型

目前用于模拟林火蔓延的模型主要是相邻单元模型和波传播模型,他们的优缺点具有明显的互补性.本文基于计算机图形技术,考虑已有模型的优点,设计了一个新的蔓延模型.本文介绍了新模型的设计方案与实现方法,以及影射变换,拓扑关系的解决方案.研究了它们的优缺点以及火线的失真等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新模型大大改进了林火蔓延的计算机模拟过程,因此本模型可不受地理环境和火行为复杂性的限制,提供林火发展的实时全景图象.     

域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世界上有许多传统农业系统都符合农业文化遗产的标准。截止目前,除中国的三个保护试点之外,还有8个国家的5个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秘鲁的高原农业系统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是马铃薯的主要起源中心。在秘鲁南部距离著名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发展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实践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从改革角度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从国土空间治理角度看是做实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和维护其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首要地位。为了更好地理解与诠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中国自然保护地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我们邀请了七位来自生态文明和国家公园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自然保护地的以下方面进行了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人地关系、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共生转换机制、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体系和中国治理体系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保护地的日常管理与监督、自然保护地的生态补偿和特许经营等。主要结论有：（1）只有生态文明体制才能真正使各地地方政府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的保护与发展关系,而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整体进展最快、制度改革最系统的领域。（2）要实现“最严格的保护”,在关注自然保护地“地”的同时,强调在“因地制宜”“恋地主义原真性”等视角下考虑“人”（尤其本地居民）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和参与方式。（3）自然保护地人与自然冲突的制度成因主要源自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冲突。解决冲突、实现人与自然共生,需要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调整各级政府的责权利...     

自然保护地社区的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

基于全球自然保护话语中的“保护兼容性”理念及其指导下的“以人为本”的政策与实践,以具有“保护兼容性”这一核心语料的自然保护案例、规划和管理政策文献为基础,重新审视自然保护地管理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从大量实证研究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保护兼容性生计概念与实施路径。保护兼容性生计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社区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们以一定的土地利用为主导或基础开展的自然资源利用、管理与生产经营等谋生方式。研究提出尊重社区私利来实现保护公益的生计实现流程,并以生计总体模式解析如通过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与价值实现推动自然保护地社区形成公平和可持续的生计。研究指出：保护兼容性生计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社区形成与保护互惠的自力更生发展路径,需要顺应保护发展趋势扩展其空间适用范围和具体实现方式,并对其成效进行追踪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