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比较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特征,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则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中美之所以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国集中式民主使中央政府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的决策能够迅速地传递到各级政府并得以实施.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美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立法过程更为复杂和漫长.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下,中国的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已经高度发达,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关心程度更高,同时,美国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立法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导致美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自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美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过于缓慢,但自下而上的政策形成体系使地方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适合于自身情况,有助于实现较低的减排成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过程具有高效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形成体系忽视了地区差别,对各地方政府造成了较大的减排压力,从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减排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供需特征与治理模式

完善能源治理模式,是推动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关键之处,也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能源问题而言,治理模式的不同,本质上是科层、市场、社区三种机制对能源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力不同。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能源治理模式的特征,以及中国完善能源治理模式的方向。研究发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能源的特征是以粗放的供给满足过快增长的需求,其背后的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市场机制主导,科层和社区机制的作用甚微。这种模式必然是无法延续的,中国能源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这要求结束原有的过分依赖市场机制的治理模式,充分发挥科层机制和社区机制的作用。具体而言,应将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列为国家战略和政府工作目标,倡导节约文化,压制奢侈性消费、重复投资和高能耗产品出口,在此基础上,明确限制能源生产的总量,大力调整能源供给的结构。     

煤制天然气发电对中国碳排放和区域环境的影响

PM2.5治理与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然而并非所有的PM2.5治理措施都达到低碳的效果,煤制天然气项目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类。本文梳理了煤制天然气产业政策与现状,采用全生命周期评价法,对煤炭和煤制天然气发电过程中的CO2、SO2、NOx排放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每发1 k Wh电可以减少SO2排放9.73 g,减少NOx排放0.45 g;但同时将多消耗142 g标准煤,增加CO2排放406.2 g。煤制天然气项目对天然气使用地的大气污染防治具有正面作用,但却给煤制天然气生产地带来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从而,煤制天然气的生产与消费是一种资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转嫁,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煤炭使用量和CO2排放量。定量评估显示,如果将各地建成、在建或拟建的所有煤制天然气项目全部投入生产,每年约消耗8.1亿t原煤,用这部分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发电所增加的CO2排放将占2010年全国CO2排放量的3%-6%。因此一味地使用煤制天然气替代煤炭来达到雾霾治理这一目的,忽视其将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资源环境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问题,我国环境保护与低碳发展将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恶性循环。改善我国环境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最为优先的措施。煤制天然气应该用来替代分散的煤炭使用,以此来达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目标。在发电行业,应该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实现比使用煤制天然气更好的环境效益。从全生命周期内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来看,煤制天然气项目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慎重决策。     

中美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碳泄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环境影响。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2002-2011年中美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溢出和碳泄漏。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同时损失了一定的环境效率。2002-2011年,中美贸易使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302.0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导致的全球碳排放额外增加量也逐年上升,由78.1 MMTCO2上升到401.96 MMTCO2,十年间累计增加了全球碳排放3 464.78 MMTCO2。中美贸易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效率损失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02年中美贸易每t碳泄漏的经济溢出量为0.28美元,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到0.08美元,下降了70%以上。贸易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既要看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需要对贸易中的碳泄漏给予额外的关注。     

中国可持续发展下水资源管理政策研究

文章结合我置实际情况，从转变水资源管理理念，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和水市场，制定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体系，强化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实现水管理决策信息的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六个方面提出了对策。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估算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能。在考虑隐含能和进出口能源产品的情况下，都按我国的能耗效率对进出口进行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我国的能源进出口基本持平．其中1999-2005年是一个微弱的能源净进口国，而1997。1998和2006年却是能源净出口国；按照日本的能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则是一个更大的能源净出口国，每年能源净出口量在10000-50000万t标煤之间，其中1997-2002年我国能源净出口量占当年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之后该数字迅速增长，2006年更高达18．8％。可见我国进口的能源（包括进口产品中的隐含能）又以出口产品的形式输出到了国外。从能源净消费的角度看我国并没有多消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能源。虽然我国近年来能源产品进口增加较快，但我国快速增长的净出口使这些能源又“隐含”在产品中离开了中国。     

从实际出发,走中国低碳化道路

中国万元GDP的碳排放相对于发达国家比较高,但中国低碳化发展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得多。长远来说,中国肯定要走低碳道路,逐步减少对高碳能源的依赖。近期,中国离不开主要本土能源优势——煤炭。我们应立足实际,在扎实、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开展试点,进行战略规划,走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低碳城市试点“十四五”期间需助力碳排放达峰

低碳城市试点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家层面,我国加入《巴黎协定》并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城市层面,低碳试点城市也设定了各自的碳排放达峰目标年份。总体而言,三个批次的低碳试点城市承诺的平均达峰年份为2025年。大部分城市预计"十四五"结束之前完成碳排放达峰目标,而其他试点城市所设定的达峰目标也不晚于国家目标。"十四五"期间低碳城市试点需要继续积极发挥引领作用,结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城市化水平等明确各自的达峰路径。     

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呈现快速发展趋势。2013年城镇化率达到53.7%,年均增长3.10%,是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化年均增长率(1.75%)的近2倍。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增长至35年前的6.2倍,人均碳排放增长至35年前的4.4倍。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高碳排放,增长速率高于城镇化发展速度。这预示着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将面临巨大的高碳排放压力。如何降低城镇化过程中的碳排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城镇化过程中导致高碳排放的各因素归纳为经济、政治两项因素,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建筑、交通、地方政府等导致高碳排放结果的行为加以区分。研究发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高碳排放、建筑面积扩张与其使用效率的背离、交通出行需求量的持续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力增加,城市低密度扩张以及其背后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与地方财税制度的弊端,是我国目前城镇化呈现高碳发展状态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非低碳、非持续是有其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原因的。中长期的低碳转型只有把经济手段和制度调整结合,低碳发展理念才有可能实现。     

“十一五”中国经济的低碳转型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低碳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前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上升趋势得到有效逆转并大幅下降.电力和制造业是拉动能效上升和碳强度下降的主要部门;建筑部门内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CO2排放有所上升,但增速较“十五”而言明显放缓;交通部门内,各种运输方式的单位周转量能耗均有所下降,但高能耗交通模式高,部门总能耗和碳排放量上升明显;农业部门的能源消耗总量略有下降,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明显;大规模造林大幅度提高了林业的碳吸收能力,使林业部门成为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柱.多项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出台及有效实施,为中国长远的低碳发展奠定了初步但实在的技术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低碳发展呈现出碳排放总量上升、强度下降的基本特征.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使中国的低碳发展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进展.由于政策手段单一,“十一五”期间政策实施尽管有效但成本很高,这也是“十二五”低碳发展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应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