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综合评价研究

以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为评价对象,充分考虑多类型多等级风险源作用强度的差异性,构建了风险源危险度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风险源发生机率、强度及作用范围等建立了太湖流域洪涝、干旱、极端气象、土壤侵蚀及污染排放等主要生态风险源的危险度评价指标体系。在ArcGIS技术支持下,创建了太湖流域1 606个网格和24个县市的风险源危险度统计数据库,采用AHP权重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实现太湖流域单要素及综合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流域内生态风险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高生态风险源危险区集中分布在环太湖北部一带,面积约占流域面积的1172%;较高危险区主要呈“西北 北 东北 东”半环状分布格局,所占面积约2452%,危险度较低的区域集中在流域西南部的苕溪流域一带,面积占1566%。此外,不同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组成亦不同,约599%的区域是以污染排放为主导生态风险源,主要分布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东的地区;2545%的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为干旱,主要集中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西;1244%的区域是以洪涝灾害为主导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湖州、宜兴等地;而以水土流失、极端气象灾害作为主导风险源地区相对较为分散,所占比例较小     

抗铬菌株的筛选鉴定及其生物学特性和吸附特性

利用微生物分离纯化技术,在培养基中加入不同浓度的Cr3+、Cr6+,经过长时间驯化,从污染土壤中筛选出2株对Cr具有较高抗性的菌株(A和B),对其进行了形态、生理生化特性及分子生物学鉴定,并研究了其最佳生长条件及对Cr3+的生物吸附规律。结果表明,菌株A和B分别为蜡状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和米根霉菌(Rhizopus oryzae)。菌株A和B的最适生长pH值均为7,最适生长温度均为30℃,最佳装液量为80~100 mL(250 mL摇瓶)。在培养时间一定时,随着Cr3+浓度的增加,菌株对Cr3+的吸附率减少,而生物吸附量则逐渐增大;在Cr3+浓度一定时,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菌体对Cr3+的吸附率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与生物吸附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Cr3+浓度为100 mg/L时,菌株A和B对Cr3+的吸附率达到最大,分别为51.47%和46.36%。     

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煤技术热电厂生命周期评价

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应用Gabi5.0软件对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煤技术的热电企业进行资源耗竭和环境影响分析,计算各生产单元生命周期清单的全球变暖潜值、酸化效应潜值、富营养化潜值、非生物资源耗竭潜值、人体毒性潜值以及光化学烟雾和臭氧生成潜值等主要环境影响类型,对燃煤发电过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结果表明,全球变暖和非生物资源耗竭为发电运行过程中主要的环境影响因素,分别占53%和15.05%;锅炉燃烧阶段的环境影响最重,占整个生命周期影响值的77.12%,并且除生物耗竭潜值外的其他5项指标均为发电运行阶段各个单元中最高。采用SNCR脱硝技术减少燃烧过程中NOx的排放量,并对该技术方案进行生命周期评价,比较方案实施前后的环境影响。     

钱塘江引水降氮示范工程的构建和运行研究

针对杭州西湖钱塘江引水低碳高氮的特点,提出以改性水草塘—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IVCW)相耦合的生物—生态工艺进行引水处理,对该引水降氮示范工程的构建和运行效果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表明,整个稳定运行期间(2012年7月19日至11月19日),耦合工艺对COD、TN、硝酸盐氮、TP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52.27%、52.49%、53.69%、52.79%,系统出水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Ⅳ标准;改性水草塘和IVCW单元作为耦合工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脱氮、除磷方面优势互补,从而共同保证出水水质的稳定;在改性水草塘单元,温度与COD的去除效果呈负相关关系,进水C/N与TN去除效果呈正相关关系;而在IVCW单元,温度与COD、TN的去除效果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进水C/N与两者的去除效果也呈正相关关系,且对COD的影响要大于对TN的影响。     

农户对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实证

农民生态环境感知对促进农民自觉环境保护行为和农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湿地水稻主产区6个乡镇的调查,将农户生态影响感知具体化为土壤、水源、身体健康和水稻4个方面的感知,借助定量分析建立了农户综合环境感知指数,研究农民对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生态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已经意识到以石化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他们的意识还只限于一些看得见的因素如土壤肥力、捕鱼量和健康问题,对于看不见的影响的感知还很薄弱。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采用的水平和持续时间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不利影响的感知。提高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强化农业技术推广能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感知,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壤肥力对农户环境感知有复杂的影响关系。     

CLUE-S模型对村镇土地利用变化的模拟与精度评价

利用航片、IKONOS和Quickbird影像得到研究区3期（1991、2001和2009年）土地利用历史数据,运用CLUE S模型,基于1991、2001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对2009年土地利用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并将模拟结果与2009年真实土地利用数据进行比较。类型水平上,选择ROC曲线统计和偏离度指数分别对各地类的Logistic回归拟合精度和CLUE S模型模拟精度进行评价;景观水平上,采用景观指数和Kappa指数系列方法,从综合预测能力、景观格局、数量和空间位置等方面对CLUE S模型的模拟精度进行全面评估。结果表明:①CLUE S模型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模拟精度均较高,各地类的Logistic回归的拟合精度随着模拟分辨率的提高而逐渐增加;②随着模拟时间的缩短,CLUE S模型对整体景观格局的模拟精度提高;③该模型对土地利用数量的模拟精度明显优于其对空间位置的模拟精度。总体而言,CLUE S模型在村镇尺度的模拟效果良好,预测精度较高,但在空间位置和景观格局精度方面还有待提高     

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链成灾特点与防治对策

地震次生山地灾害链是山地灾害链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地震作用后,灾害单体之间的连锁作用强烈,成灾机理更加复杂,防治难度大增,因此只针对灾害单体的减灾思想,很难对灾害链整体进行遏制,而必须从灾害链的各个关联环节着手,建立新的减灾框架。从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链的成灾特点和防治思路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针对成灾规律特征,提出了5种山地灾害链的断链防治思路。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的牛鞭效应

重大水利工程在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且这种风险在传递过程中不断被放大扭曲,具有明显的牛鞭效应。本文在构建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链模型基础上,具体分析了牛鞭效应的产生原因,并定量刻画了社会风险牛鞭效应的削弱机制。研究表明,水利工程项目信息尤其是隐性信息在施工方和当地民众之间传递的不及时或不准确,将导致社会风险被大幅放大,并形成牛鞭效应。牛鞭效应的具体大小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水利工程项目直接影响的利益受损当地民众比例,另一方面是社会风险传染率与退出率的比值。针对前者,除了设计良好的补偿机制来弥补具体的、可衡量的利益损失外,还须通过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保体系来维护如地缘业缘消失带来的无形损失;针对后者,可以在政府各部门、施工方和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信息共享系统,把单向沟通改变为多向沟通,把治理模式从"政府治理"改变为"政府—民众共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基于MODIS的渍害田和正常农田遥感特性对比研究

渍害田在我国南方地区分布广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以四湖流域洪湖地区为实验区,基于渍害田的物理及生态特性来探讨渍害田遥感识别特性。利用2002～2011年MODIS产品,辅以土壤图、土地覆被数据,对比分析了正常农田及渍害田在反照率、增强型植被指数（EVI）、地表夜温、地表温差和表观热惯量的时相差异;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解释和验证。结果表明：一年中大部分时段,正常农田的反照率、EVI、地表温差都大于渍害田,而地表夜温、表观热惯量都低于渍害田;各指标的多年平均值也具有类似差别;渍害田的EVI在6、7月份比正常农田高, 可能是由于渍害田在雨、热、肥条件同时良好时比正常农田生长的更快。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准确识别渍害田空间分布及其动态变化     

基于网格划分的宜兴市区滨水区可达性评价

城市滨水区可达性不仅仅是空间距离的阻隔,还包括人们对滨水空间的需求及滨水区自身对公众的吸引力。依据潜能模型的概念,选取人口密度、滨水区综合质量和以土地利用表达的交通作为评价因子,借助ArcGIS93软件,建立了基于网格划分的滨水区可达性计算模型。该模型通过对研究区域进行等距网格划分以及定量计算网格内的人口密度、最小阻力成本和滨水区综合质量来进行滨水区可达性的定量评价。运用该模型评价了宜兴市中心城区居民至各滨水区的可达性水平,发现各滨水区平均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最高的是团氿,最低的是蠡河;对每个滨水区而言,可达性从空间上均呈现出以滨水区为中心由内向外递减的趋势。评价结果可为城市滨水区合理建设格局的制定和居民享用滨水区的公平性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