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体系研究

美国水污染物排放许可体系以污染控制技术为基础,以水质标准为保障,分为工业及市政两大类污染源.工业污染源根据其排放去向的不同又分别细化到可操作层面的排放限制导则以及预处理标准.市政污染源以排放标准来限制.美国水污染排放许可的实施主要包括监督执行中对环境管理者和对排污者的监测和汇报要求以及强制执行和激励自觉执行中的相关要求与政策支持.     

论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

本文分析了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的概念,从政策角度对总量控制作了定义,从多方面对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这两种环境管理方法体系进行了比较,并讨论了总量控制的实施战略和政策效果.     

荷兰的基层水管理机构-水理事会

荷兰的水理事会产生于中世纪，是一个以民主机制运行的公共事业组织和管理机构。法律规定地方的水管理主要靠水理事会来完成。     

论城乡环境保护统筹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列为必须统筹兼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之首,表明党在发展上坚持以区域为单元、以城乡为整体的科学视野,也凸显了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梁思成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一个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不能割开,农村与城市之间应有一个平衡.城市和农村发展的脱节、失衡,是实现区域协调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中美流域水质管理模式比较研究

我国现有水质管理体制按照行政区实施管理,不是按流域设置水质管理机构。本文以湖南省湘江流域和美国加州洛杉矶流域为例,对中美两个流域的水质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湘江流域"统分管理"体制限制了各级环保部门职能的发挥,按行政区划管理的模式导致流域分割,外部性问题凸显。建议建立流域水质管理机构,实施由省环保厅水质局和其所辖支流流域水质局组成的直线型水质管理模式;实施水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信息共享和公众参与机制。     

我国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评价

文章基于政府、企业与公众的环境监管、污染治理、环境诉求等量化指标构建了环境与经济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2000、2005、2010和2014年30个省域的环境与经济协调性展开评价。结果显示: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指数相对较高的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指数值相对较低的是贵州、新疆、宁夏、甘肃;北京、天津、上海的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水平排名基本保持前三名水平;广东、江苏、浙江基本保持排名前4至8名的水平;广西、贵州、云南基本保持排名后五位的水平。从时空格局演进看,省域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水平时空格局变化程度不大,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协调性始终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能源消费总量、二产比重和环境与经济协调性指数总体呈现负相关关系;环境治理对于环境与经济协调性能力的贡献程度参差不齐,而环境规制政策对环境与经济协调性的影响较为显著。     

大气固定源排放控制状况评估方法设计研究

基于大气固定源污染物排放连续监测数据,从满足排污许可证关于排放浓度限值和排污许可量管理要求的角度,提出了大气固定源排放控制状况评估方法设计框架,包括污染物连续达标排放判定依据和最优排放控制量核查技术,并基于案例城市火电、钢铁行业企业大气固定源排放数据对上述大气固定源排放管理绩效评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落实《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及行业、企业大气固定源排污许可证的编制提供技术指导和参考。     

区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与示范研究

分析了我国的大气环境问题和特征,剖析了大气污染的成因;重点介绍了区域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技术研究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的编制技术,多尺度的空气质量模拟技术,基于现代控制理论的大气环境容量优化技术,基于环境容量和排放绩效的总量分配技术,多种总量监控方法,科学有效的总量控制管理机制和规则等的关键技术、技术突破、主要研究与理论创新及成果的应用与示范;紧密结合国家空气环境质量管理和大气污染控制的需要,提出了我国大气环境管理、政策和大气环境科学研究的建议.      

美国加州空气质量政府管理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呈区域化和恶化趋势,亟需突破当前空气质量管理模式的制约.从管理体制和管理内容两方面对美国空气质量政府管理模式的先进经验进行了分析,并与北京市空气质量管理模式进行了初步比较,得出中国空气质量政府管理模式缺乏外部性的考虑；政府部门内部机构按照行政管理过程划分,导致管理成本偏高；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未分离,影响行政效率；对污染源的管理不专业；缺乏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问题.建议成立空气质量管理分局,对固定源实行排污许可证管理,对移动源实行统一综合管理,细化面源的管理,建立空气质量管理信息公开平台.     

美国水质反退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美国水质标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退化政策在防止良好水质进一步恶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由于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尚无反退化原则,水质标准中也缺乏反退化的定性规定,无法从根本上确立全力保护水质的决心.建议在《水污染防治法》中增加水质反退化政策,宣示国家保护水质的决心和意志,将反退化原则纳入中国的水质标准体系,并制定相应的执行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