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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金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投资结构失衡,造成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供给不足,成为短板。调整投资结构,加大绿色投入,发展绿色金融,是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改革环境资源价格、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资金投资结构,加大环境保护财政资金的有效供给,发展绿色金融工具和政策手段,增加社会资金对绿色发展领域的投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资金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是我国尽快步入绿色发展道路的迫切需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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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风险管理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根本目标所在,然而目前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难以应用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框架下的风险管理之中,主要表现为:既有环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未能完全识别环境风险,在环境风险暴露环节中对受体的界定较为抽象,未能考虑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企业环境风险量化评估和风险等级划分标准难以统一,强调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而忽视日常管理.为适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前环境风险管理指标体系改进措施为:针对环境风险形成全过程设置指标体系、完善和补充管理因素指标、细分环境风险受体以及区分环境风险导致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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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是资源型缺水城市,属全国100多座重点缺水城市之一.水利工程建设和从外部调水是邯郸市目前主要的节水措施,但是,其环境效益将在长期凸显出来.而对于全市持续面临的需水量大于水资源量的矛盾,近中期来看,城镇生活污水再生利用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途径,同时可解决过度依赖地下水资源的问题.邯郸市早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利用再生水,以东污水处理厂和邯郸市热电站建立的长期再生水供应体系为主,邯郸市已经初步形成了再生水使用系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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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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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城市的空间结构实际上是港口空间地域与城市空间地域的结合,二者发展取向相异却结合为一体.长期以来"港兴城兴,港衰城衰"的发展思想成为各港口城市的发展与规划理念,以致我国沿海城市大量兴建港口设施和出台促进港口业发展的政策,导致城市间港口群的竞争加剧,资源重复配置.本文总结不同的港口城市发展历程,发现港口的发展与港口城市的发展不一定要保持-致,"港衰"不一定引起"城衰".港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港口功能发挥与腹地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港口功能的调整、腹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地区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三者应加以统筹考虑.当前我国港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探索港口与港口城市发展差异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依循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调整港口城市发展战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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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汞物质平衡模型以识别高汞触媒及低汞触媒电石法聚氯乙烯(CCPVC)企业中汞的产生、转化和排放过程.进一步针对典型企业开展成本效益分析,比较通过低汞触媒替代来履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要求的各种方案.结果表明,案例企业将在履约的情况下,使废气和废水汞排放量分别减少25%和85.7%~98.9%,净效益增加50.7%~55.4%.案例企业最有利的选择将是在厂内回收废触媒并改进汞减排设施,但含汞固体废物的环境风险不可忽视.原因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侧重于CCPVC行业的汞输入而非汞排放.此外,目前的汞环境税率低于最优税率,无法为CCPVC企业提供足够的激励以控制汞排放.因此,为了提高《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政策效力,有必要推动我国CCPVC行业汞物质平衡的构建,加强对含汞固体废物堆存的监管力度,提高汞排放的环境税率,并将所含的环境风险物质量作为固体废物的计税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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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环境管理措施并不能完全有效控制环境汞污染,因而有必要引入环境经济手段。本文基于汞在采掘、冶炼和产品生产三个生产环节中的利用、处置与排放特征,构建了经济系统及行业部门的汞物质平衡模型,并发现,单个污染源的汞污染物治理难以保证消除汞的环境危害。因而,采取环境经济手段控制工业汞污染,尽可能少的向环境中排放汞,在涉汞工业系统的层面上提高汞的利用效率和再资源化率。我国工业汞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手段包括环境污染价格、税费以及绿色金融两大类,但仅对生产环节高浓度汞排放发挥作用,对于堆存、再提取和处置环节的汞排放则作用不大。对此,应从扩大环境税(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建立长效的绿色金融机制和推进第三方治理低含量含汞废物,这三个方面加以改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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