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种植物材料的水解释碳性能及反硝化效率

碳源在硝酸盐去除过程中起电子供体的作用,是生物反硝化反应的关键物质之一。为解决污水处理脱氮时碳源不足抑制反硝化反应造成脱氮效率低的问题,本研究选取风车草、甘蔗渣、芦竹、美人蕉和稻草秆5种植物材料作为反硝化碳源,探讨不同植物材料的水解释碳能力和释放规律;并进一步以其水解液作为外加碳源,探讨其对反硝化脱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植物材料水解释碳过程符合二级动力学反应规律,不同植物材料的释碳能力具有显著性差异,以甘蔗渣在固液比1∶80时COD释放当量最大,为45.45 mg/L;添加植物水解液可显著提高反硝化脱氮效率,以芦竹水解液脱氮效果最好,达到71.9%。此外,碳氮比是影响脱氮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以碳氮比为9时反硝化脱氮效果最佳。     

锰矿区土-水界面污染流中重金属来源分析

基于对湘潭锰矿红旗矿区土-水界面重金属污染流的采样分析,通过相关性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了锰矿区土-水界面重金属污染流中的锰、镍、铜、锌、镉、铅重金属的来源以及同源性。结果表明:6种重金属的差异性、离散程度、变异性较大;锰—镍、锰—锌、锰—镉、锰—铅、镍—锌、铜—锌、铜—铅、锌—镉、锌—铅、铅—镉呈极显著正相关,镍与锰以外的其他重金属相关性都较低;3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分别为58.300%、16.628%、11.115%,累积贡献率达到了81.543%,并且6种重金属在主成分1的载荷非常高。结合矿区的周边环境和自身特点,表明6种重金属的主要共同来源为矿区内的矿业活动,并且工业活动、交通运输、农业活动等也对矿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重金属污染。     

包容性增长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评价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理论界对人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观点,并基于现有包容性增长观的理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对人的包容的评价维度,综合考虑了人的经济发展环境、人的社会发展环境、人的生态环境、人口素质和人的生活质量五大要素来构建指标体系。通过上述5个方面30个指标,基于因子分析法建立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2004-2009年的人的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我国2004-2009年人的全面发展状况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增幅也逐年递增,这表明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速度加快,人的全面发展状况越来越好。结合主成分分析解析获得人的全面发展的两个主因子,分别为外部因子(25个指标)与内部因子(5个指标),两个子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7.890%,其中外部因子的贡献率为76.202%,内部因子的贡献率为11.688%。这说明,在决定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的诸多因素中,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是两大主要因素,且前者的影响力大于后者。分析外部因子与内部因子的年际变化规律可知外部要素是正面因素,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内部因素则不然。说明我国人的发展存在以外延发展为主,内涵发展不足的现象。综上,文章针对内涵发展不足提出政策建议,以期通过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研究

现有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数量分析的框架下展开分析,而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的框架入手进行考察。经济增长质量是指经济增长内在的性质与规律,具体包括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当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和生态环境代价逐渐降低时,经济增长质量都将会得到提高。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研究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数量不断扩张的同时,还需要不断改进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代价,要实现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追求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重点领域及实施建议

环境风险评估是防范决策失误对人群健康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重要决策辅助手段。欧美国家由于战略环评涵盖的决策类型较多,并且不同程度地建立了公共政策评估制度,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反观我国,由于决策体制机制不完善,战略环评参与综合决策的广度、深度不足,缺乏规范的政策评估制度等原因,因而防范决策环境风险的能力总体较低。为此,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出发,我国急需建立决策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当前正在实施的重大战略、主要规划及公共政策三类主要决策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应该开展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以及重大决策环境风险评估的实施建议。     

台风灾害债券设计——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台风作为全球发生频率最高,影响最严重的一种自然灾害,对我国的影响也非常严重。在巨灾风险证券化、巨灾债券已成为巨灾保险业大趋势的背景下,发展我国台风灾害债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我国受台风灾害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其近30年相关台风损失数据,利用非寿险精算技术分析其台风的损失分布和次数分布,在此基础上利用CAMP模型和现金流分析对广东省的台风灾害债券做了初步设计。     

三峡上游地区一次西南涡暴雨过程中尺度特征诊断和数值模拟

结合高空、地面实况观测数据以及1°×1°NCEP客观再分析资料,对2009年6月28日20时至29日20时(北京时)发生在三峡上游地区的一次区域暴雨过程进行了中尺度特征诊断,结果表明本次过程是东北低涡和副高稳定少动的大尺度环流背景形势下,由于高原低值系统在东移过程中与西南涡结合而产生的强降水天气过程。高原上不稳定能量的扰动和下传为西南涡的产生提供了必要能量条件,高低层的水汽平流和水汽辐合的交汇地带与最强降水带存在较好的一致性。另外,利用WRF中尺度数值模式对该次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同化了地面和高空常规观测资料后,模式模拟效果得到明显改善,模拟降水能够大致体现该次过程的总的降水演变和分布情况,但后期模拟降水偏大。数值诊断结果发现,盆地西部与上升气流相伴的正涡度柱的演变过程与强降水的发生过程密切相关,该因子对于正确预报降水发生时间具有指示意义。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中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分析

银行投资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可能给银行带来环境风险。环境风险控制是实现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其中环境信息收集和传递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基础,环境风险管理部门建设是环境风险控制业务的保障,环境风险动态评估和管理是环境风险控制的关键,借鉴国际经验和加入国际准则是提升环境风险控制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我国全国性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控制领域的举措进行分析,总结我国银行业环境风险控制体系构建的现状和问题。     

Levels and distribution of Dechlorane Plus in coastal sediments of the Yellow Sea, North China

Dechlorane Plus (DP) has been determined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three Chinese coastal bays, e.g. Jiaozhou, Sishili and Taozi Bay in North China. DP concentrations ranged from <1.2 to 187 pg g⁻¹ dry weight (dw) (mean: 24.7 pg g⁻¹ dw) in Jiaozhou Bay, <1.2 to 135 pg g⁻¹ dw (mean 69.9 pg g⁻¹ dw) in Sishili Bay and <1.2 to 66.7 pg g⁻¹ dw (mean: 40.4 pg g⁻¹ dw) in Taozi Bay,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two dechlorinated species were quantified, which accounted for 0.6-5.1% of the ∑DP concentration.The f_syn values (syn-isomer/(syn- + anti-isomer)) in sediments from Jiaozhou Bay (mean 0.29) were close to the technical DP mixture (0.2-0.4), probably indicating local inputs of DP. In contrast, sediments in Sishili and Taozi Bay showed much lower f_syn values (mean 0.16). During transportation the DP isomers are subject to stereo selective degradation which partly resulted in the relative enrichment of anti-DP in coastal sedi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