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研究

农地整理是政府农村公共投入的一种,农户的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是农户的私人投资,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投入效应将为农地整理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运用T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变量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现状和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意愿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有正向作用;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意愿比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现状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提高农地整理的质量,确保农地整理的实施;应该完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机制,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识和程度,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克服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从而推动农户发展农业机械化。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不同模式下农地整治前后土地利用效率的比较研究

论文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不同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同期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并采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研究了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与未整治区土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农户主导模式与传统政府主导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区土地利用效率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整治后,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121 2,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80 6,而同期未整治区户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0.040 1,反映出传统政府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可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农户主导模式的农地整治项目对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农地整治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灌溉资本投入影响显著,农户有效参与对土地利用效率、农业总产值影响显著;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旱涝保收耕地比例及承包地面积等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开展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模式的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农地整理的委托代理关系研究

农地整理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农地整理效率亟待提高。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中,村组干部是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从理论上进行推演,认为在委托人利益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委托代理双方利益达到次优均衡;而当委托人利益目标发生背离时,共同代理人的行为出现偏差,农地整理项目的效率降低。并通过多元定序变量回归分析,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证明该理论推导。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农民评价农地整理工程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农民身份、项目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质量、农民的农地整理参与程度及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结果说明,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农地整理中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属于异质的委托人,且两者地位悬殊,地方政府属于强势委托人,而农民则是弱势委托人。作为共同代理人的村组干部在利益抉择中会选择与强势的地方政府合作,并进行利益合谋,最终导致农地整理工程质量低下。研究结论如下:1打破现有农地整理中的共同代理关系,促使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其代理服务意识,与农民组成利益一致的同质委托人,避免共同代理人与强势委托人的利益共谋,从而提高委托代理效率。2构建完善的农民参与体系,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并将农民的有效参与作为农地整理后评价的重要指标,促进地方政府履行应有职责。3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的社会监督制度,尤其是强化项目区农民的社会监督力量,有利于显化代理人投入和行为,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农地整理效率。     

小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

在分析小城镇发展过程中耕地保护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从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小城镇外延扩张的机制进行了探讨。从土地供给来看 ,城镇土地对其供给主体具有四重效用 ,土地供给主体有多供地的内在动机 ;从土地需求来看 ,小城镇土地对其需求主体具有双重效用 ,土地需求主体有多占地的内在动机。若对土地供、需主体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 ,就会导致小城镇盲目向外扩张而使耕地大量减少。因此 ,要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保护好耕地 ,就应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对土地供、需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最后提出了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保护耕地的对策和措施     

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对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影响——基于天门、潜江部分农户的实证分析

基于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理论及其评估方法,构建农地整治背景下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分析框架,利用湖北省天门市和潜江市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和OLS模型,分析不同农地整治模式影响耕地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 （1）农地整治能较大促进耕地生产价值的提高,且新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政府主导模式;（2）农地整治能显著促进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但两种模式的促进效应没有明显不同;（3）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有助于耕地生态价值的提高。基于此,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大农地综合整治的投资力度,还要在农地综合整治中重视生态整治,更要创新农地整治实施模式。     

基于价值链增值的农地整治项目前期阶段效率测度研究

在研究国内外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对农地整治项目前期阶段工作效率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剖析了其价值链,并围绕着价值链增值这一核心建立了包含项目选址、可行性论证、勘测、权属调整及规划设计5 个准则层在内的农地整治项目前期阶段工作效率指标体系。依据标杆管理原理和项目特征设置了32 个效率指标的基准标杆、实际最优标杆及理论拓展标杆,构建了基于距离函数法的农地整治项目前期阶段工作效率测度模型。以鄂州市华容区蒲团高产农田建设示范项目为例,对其前期阶段的工作效率进行了测度,针对测度结果分析了项目前期阶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也为其它农地整治项目前期阶段工作效率测度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户有效参与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研究

农民是农地整治项目最终的受益者和核心利益相关者,农民有效参与可以提高农地整治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农地整治的实施性和操作性,进而对促进农地整治项目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农户有效参与影响农地整治项目绩效的机理,可为提升农地整治项目绩效提供思路。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农地整治项目绩效3个变量之间路径的基本假设,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项目管理行为、项目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进一步构建了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影响机理的结构方程理论模型。然后,运用湖北省15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实地调研的数据检验并修正了该理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具有直接的积极影响,而项目管理行为的优化又进一步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此外,农户有效参与对农地整治项目绩效也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应树立农民在农地整治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明确农民的参与领域,确保农民全程参与农地整治;鼓励真正代表农户利益的民间农民组织参与农地整治,以确保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参与主体的代表性;针对具体事项为农民提供多种适宜的参与渠道,确保参与深度;制定农民参与的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确保农民参与的效度。     

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机理研究

农地整理项目实施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项目区的广大农民。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支持、关注和参与行动都会对农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湖北省5个县区7个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理论模型,并分析了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知觉都对农地整理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主观规范对行为控制知觉有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在行为控制知觉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行为控制知觉在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农地整理政策和相关知识培训;制定农民参与农地整理的程序化政策,使参与活动有制度保障;营造农民积极参与的氛围;实行项目信息全公开制度,减少农民参与的障碍。     

江汉平原耕地数量变化驱动机制分析--以仙桃市为例

江汉平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保留一定的耕地数量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研究其耕地变化的驱动因子使具有实际意义。文章以仙桃市为例，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AS，运用主成分析分析方法，分析了其1990-2002年耕地的数量变化及其驱动因子，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仙桃市耕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