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思路需要从“灰”到“绿”的变革

长久以来,我国环保工作偏重污染物治理,使得节能和环保脱钩的情况多有发生,将能耗指标与减排指标同时纳入环保工作重点,是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比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等约束性指标的必然诉求。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解释过往环保工作中被忽视了的高投资带动高能耗发展的弊病,为大力推进"十二五"规划中各项环保工作指明方向。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

气候变化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就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都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并在此基础上设定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斯特恩对这些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不适用于边际分析。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魏茨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经济学中的结构性不确定性展开研究。魏茨曼指出气候敏感性应服从厚尾分布,这一观点既具有气候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也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的认可。而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由于假定气候敏感性服从瘦尾分布,因此对气候敏感性、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都存在偏误,从而低估了未来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害的程度。围绕厚尾分布的观点,魏茨曼提出并证明了"悲观定理",这一定理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未来的气候灾难,愿意牺牲当前部分甚至全部的消费,从而在理论上揭示了不确定条件下气候变化公共决策的理论依据。他指出当前的减缓投资相当于是为了避免未来气候灾难的"保险",而当前减排行动所依据的正是预防原则。预防原则的来源,则是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所导致的恐惧因素或者模糊厌恶。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依据厚尾分布改变气候敏感性和损失函数,未来气候灾难可能带来的损失要远大于传统模型的结果。基于以上理由,魏茨曼批判了以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从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立即大幅减缓的观点。     

适应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及政策涵义

适应气候变化与发展议题密切相关,这也使得适应成为一个过于宽泛的命题,影响了对适应内涵的理解。首先,本文基于国内外对适应问题的探讨,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分析框架,即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适应需求,区分增量型适应和发展型适应,并通过工程性适应、技术性适应和制度性适应三种适应手段增强适应能力。增量型适应是指在系统现有基础上考虑新增风险所需的增量投入,这种适应所针对的是发展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仅仅需要应对新增的气候风险所需的适应活动;发展型适应是指由于发展水平滞后,使得系统应对常规风险的能力和投入不足,需要协同考虑发展需求及新增的气候风险。其次,分析了适应的四个基本步骤,即:①评估气候风险及脆弱性;②甄别各种可能的适应对策;③选择可行的适应措施;④推荐"成功"的适应行动。还介绍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如脆弱性评估、社会经济影响评估、适应的成本效益分析等。最后,基于中国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需求及优先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开发农业适应技术、加强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健康风险监测、实施灾害保险计划等。     

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

本文提出将"气候容量"概念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气候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等概念。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是气候容量问题,即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气候容量包括天然容量和衍生容量,天然容量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衍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气候容量可以借助工程、技术、制度等适应措施进行改善和转移,但是必须遵循经济理性、生态完整性、风险防护、公平分配等原则。对气候容量及其阈值的评估能够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适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气候容量充裕的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是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而在气候容量严重受限地区,不合理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恶化气候环境。作者以气候容量充裕的长三角地区和气候容量严重短缺的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气候容量的政策含义,并针对容量限制型的适应问题与发展驱动型的适应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气候容量不仅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为制定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提供研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