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2)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征地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以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农户为例

论文在感知价值的框架下讨论了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构建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变化的测度因子与评估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与征地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衡量。结果显示:①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变化包括农民经济状况变化、 农田资金投入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 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与农田景观环境变化5个测量维度;②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 农田资金投入、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 农田景观环境等变化感知对被征地农民的征地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而农村公共社会服务变化感知对于农民的征地意愿影响不显著;③感知变化维度上,土地征收前后农田资金投入变化是影响农民征地意愿的主导因素,其次分别为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变化、 农村公共基础服务变化和农田景观环境变化。土地征收前后农民感知维度的变化很明确地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意愿,把握两者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政策、 引导失地农民适应身份转型,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 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② 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 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₈)、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₁₀)、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₉)、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₃)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₇);③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 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分析

基于特殊的土地基本国情,我国实施严厉的管制制度及措施强化对优质农田的保护及管理。然而,采取禁止性或限制性强的规划管制制度,严格限制或剥夺管制区域内相关群体使用资源和空间的权利,如未提供相应的补偿或经济援助,将侵害建设区和保护区内群体的发展机会及利益,导致不同分区利益群体福利非均衡,违背环境公平。论文从农田保护的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受限制地区实施农田生态补偿制度的机理、农田外部效益及补偿标准的测度、农田管制损失补偿及外部效益产权界定、农田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绩效及福利效应研究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关于规划管制下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动态,并提出在国家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及推进主体功能区划形成与落实等政策契机下,制定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的农田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武汉城乡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分析

应用意愿调查法模拟测算出武汉市城乡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研究表明,化肥及农药施用量在分别减少50%、100%等不同限制强度下,农户愿意供给农田生态服务并接受补偿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城镇居民需求农田生态服务并赞同政府提供补偿的比例在80.22%~85.16%.不同施用限制下,农户认为政府应提供3928.88~8367.00元/(hm2×a)的经济补偿,城镇居民愿意政府向农户提供3354.75~8016.9元/(hm2×a)的补偿.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农户愿意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限制的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54.29%~82.12%,城镇居民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71.98%~82.42%.以稻米为例,农户愿意高出普通稻米1.65~2.66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农产品,价格增幅42.52%~68.45%;城镇居民愿意以高出普通稻米0.78~1.82元/kg的价格购买农产品,高出普通稻米均价20.08%~46.92%.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以武汉市的调查为实证

农业环境政策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激励乡村适宜景观地保护的有效方式,有利于克服农田生态环境供给的不足,鼓励农户逐渐向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的方向发展。以武汉市农户的调查为实证,应用意愿调查法构建模拟的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及交易市场,从减少农业负外部性行为,对农民放弃一定程度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施用所带来的损失给予补偿的角度,测算出农户对农田生态环境补偿的意愿及额度。研究表明:①当化肥农药施用在减少50%、100%等不同的限制标准下,受访农户愿意生产及供给农田生态服务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并认为政府应分别向农户补偿3 928.88~8 367.00元/ hm²·a,与农户按生产经验判断的减产幅度、增加的管理难度和工时相近;②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受访农户中愿意生产并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的农产品的比例在54.29%~82.12%,愿意以高出当前普通农产品1.65~2.67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型农产品,价格增幅在42.52%~68.45%。     

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构建一套适合“两型社会”的碳排放核算体系对于武汉城市圈寻求合理的碳减排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以IPCC碳排放清单为依据,从4个一级项目27个二级项目系统地计算了武汉市城市圈2001～2009年各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进一步运用迪氏对数指标分解模型（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定量分解了影响武汉城市圈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废弃物处理是武汉城市圈碳排量最多的项目,碳排放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等市,城市圈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地理强度和经济强度的年均递增(减)率分别为186%、022%和606%。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经济水平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其累计贡献值分别为-22 879.85万t、-5 173.10万t、14 258.36万t和58231万t。为降低碳排放,城市圈需在推进废弃物处理技术、新能源开发、产业升级和构建低碳补偿等方面做出改进     

湖北省农地资源价值研究

农地价值包括农地提供粮食、纤维等农副产品可计量的市场价值和提供开敞空间、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文化教育等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科学、合理地评估农地价值,形成完整的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可缓解我国农地流失形势,为制定和实施农地生态管护政策等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文章运用收益还原法及条件价值评估法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地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较为科学地评估出农地的整体价值,摸清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研究表明,湖北省包括耕地、园地、林地及水域用地在内的农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现值达2514.88×10⁸元,相当于全省2004年生产总值的39.86%,是农地价值构成中无法忽略的重要部分。全省现有耕地资源总价值达11398.77×10⁸元,目前无法进入交易市场或有效地通过交易机制实现的非市场价值有942.63×10⁸元,占耕地总价值的8.27%;园地及水域用地的总价值分别为3715.27×10⁸元和10192.81×10⁸元,非市场价值的比例份额分别达13.64%和5.48%;现有林地资源的非市场价值达506.35×10⁸元,折合林地非市场价值约6407元/h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