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减灾与发展之关联及对策

通过对保险公司经营方式的分析，阐述了近年来自然灾害大幅度止升对保险业稳定发展的影响以及保险公司在减灾防灾中拥有的信息，人员，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优势，并对保险公司与社各界的合作领域及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市工业园区投资环境评价研究

在回顾大量关于投资环境评价方法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了传统的区位因子和现代工业园区布局要素条件,建立了区位条件、腹地支撑能力、微观环境、规模及发育程度和创新能力5个子系统,并相应选取了16项评价因素和40个评价指标。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权重值,然后根据权重计算出上海工业园区综合评价值,最后对上海市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做出总体评价。总体上,上海市级以上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接近中等水平,整体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各子系统对综合评价值的贡献程度不一,综合评价值高的园区,每个子系统的贡献率比较均匀,差异性比较小。综合评价值比较低的园区,各子系统的贡献率不均匀,差异性比较大。尤其在创新能力方面,所有工业园区都表现出不足, 今后要重点改善,以进一步提升上海市整体工业园区的投资环境。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CSSCI

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化与本地化两种力量的作用。新区域主义认为,地方化是实现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区域生态化建设中,生态要素作为典型的地方性要素引起了新区域主义学者的重视。基于新区域主义地方性视角,从地方禀赋、行为主体、区域体系等三方面构建崇明生态岛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1地方性是生态区域建设的重要因素,生态区域建设需要充分发掘地方禀赋、发挥行为主体和区域体系的作用;2区域体系、地方禀赋是崇明生态岛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8年长三角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间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探究,并借助面板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对网络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呈现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放射状结构,创新网络密度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创新节点和创新联系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东侧。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网络的构建,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商投资和地理邻近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城市内部创新网络密度的影响,且城市在全国创新网络中的地位也会对区域内城市间创新合作的构建产生正向效应。     

长三角地区本地、区内和区外合作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新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家创新系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从合作创新的视角出发,借助2007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合作发明授权专利数据和城市数据,探究本地、区内和区外合作创新的空间结构演变以及三者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本地和区内合作创新一直是长三角地区合作创新的主要来源;区内合作创新网络从以上海、杭州、南京为核心,向以南京、上海、杭州、苏州为核心演变;区外合作创新网络从以上海、杭州、西安、北京为核心,向以上海、南京、合肥、苏州、北京、深圳、佛山为核心演变。(2)在区域创新网络发展的初期阶段(2007年),区内合作创新强度和创新网络位置有助于经济增长;在区域创新网络较为密集的阶段(2017年),本地、区内和区外合作创新强度以及区外创新网络位置有助于城市经济增长,但区内创新网络位置的作用不显著;由此认为“全球生产网络流派”和“关系经济地理学派”争论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区域创新网络发展阶段的影响。(3)在区域创新网络较为密集的阶段,本地、区内和区外合作创新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从天眼查筛选的长三角人工智能企业数据,采用核密度法、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2015～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层面,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呈多中心集聚发展态势,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合肥五大集聚中心带动产业整体向沪宁合杭甬发展带集聚;从产业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随着产业链环节技术门槛的降低,集聚水平提高,集聚中心数量增多,集聚规模扩大。(2)城市层面,上海和苏州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特征,而杭州、南京、合肥为“单中心”的集聚模式;应用层集聚程度高于技术层和基础层,并向人口最密集和数据生产最多的中心城区集聚,基础层和技术层则相对更多布局在产业园区。(3)城市人工智能技术关联产业的基础(计算机、软件等)、科技人员数量、创新能力是影响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空间格局的核心因素,但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长江经济带市域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初探

生态文明建设是长江经济带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从生态文明和发展潜力的内涵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发展潜力模型,并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生态文明特征差异明显,东部为经济、社会系统优势区,中部为相对协调区,西部为自然系统相对优势区;(2)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格局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3)协调发展地区整体上表现出最佳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协调发展应成为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关系及空间特征研究

通过研究系统耦合协同评价体系,构建一个适宜大区域的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情况的指标体系,借助该指标体系,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黄河经济带2008—2016年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格局及空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2008—2016年,黄河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并不显著,压力依然很大;城市化有所提升,但发展速度依然偏慢。两方面均不存在明显的龙头城市,且空间差异明显。（2）2008—2016年,研究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状态,生态文明建设普遍滞后于城市化,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政指向性。（3）协调度表现出一定的空间依赖,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临近的区域更容易受高协调度区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