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斯特地貌区植被覆盖与地形因子的空间关系分析——以贵州普定县为例

以贵州省普定县为研究区,选取区内植被覆盖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遥感和GIS技术,借助空间叠加分析,研究了区内植被覆盖度分别随地形因子变化的规律,再利用普定县土地利用现状图与植被覆盖分布图和各地形因子叠加综合并结合分布指数分析了地形因子与植被覆盖分布的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向阳坡向、低海拔地区以低植被覆盖度为主;高程1 400~1 600 m的地区,坡度在25°以上的地区,坡向上东北坡、北坡、西南坡、西北坡的地区,地表切割深度30~40 m上的地区为植被分布的优势地形位;（2）在优势地形位上各级植被覆盖的分布面积波动较大,这也体现了植被覆盖的分布格局与地形因子的空间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3）人为因素对植被发育、分布的影响较大,地形因素通过影响会限制人类活动,而间接影响或有利于植被的生长。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普定县植被覆盖的空间分布和变化特征,对喀斯特区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和改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喀斯特地区植被修复、保护和石漠化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江苏省城乡空间融合的形态演化研究

选取1980~2010年5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作为数据源,获取江苏省近30a的城乡建设用地变化数据,在空间分析和景观分析等方法支持下,分析城乡空间形态的演变特征,揭示城乡空间融合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并归纳不同类型的城乡空间融合模式。结果表明:(1)城镇空间扩展方面,数量变化呈先平缓后急剧增长特征,空间形态变化首先以外部扩展为主,然后进入斑块边缘间的填充扩展的循环过程,苏锡常地区城镇空间的扩展最为密集;(2)农村地域变化方面,总量呈小幅增长态势,江苏北部沿淮河地区农村建设用地分布较为密集,沿江地区逐渐形成农村建设用地的次级密集区;(3)城乡空间融合过程方面,城乡空间开始由离散扩展逐步向粘合扩展过渡,城乡连通程度逐步提高,苏南地区城乡粘合扩展最为明显;(4)城乡空间融合的动力机制和地域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快速建设是江苏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依据空间形态变化特征和主要动力因素,江苏省具有3种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类型:枢纽链接模式、集聚吞并模式、融合扩展模式。     

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西北太平洋是世界上热带气旋(TC)发生频率最高、强度最强的一个海区,因此对西北太平洋TC进行气候分析是很有意义的.根据1945-2006年JTWC的数据资料对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TC活动的一些最新概况.从时间分布特征上来看:TC频数呈增加趋势,有两个上升阶段,两个下降阶段;台风和强台风与TC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但自2000年至今有上升趋势;在季节上分布上,热带气旋,台风和强台风频数存在时间上的延迟现象.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TC源地在0°～30°N范围内,纬向发生高频区轴线位于12.6°N,经向对应于南海海区和菲律宾以东及关岛附近洋面有两个峰值;TC强度越强,其发生高频区纬向轴线向赤道方向移动,而经向轴线向东移动;南海海区不是强台风的高发区;台风和强台风源地高频区经向轴线在145°～155°E之间移动;纬向轴线在6°～14°E之间移动,强台风的源地高频区经向轴线始终位于台风轴线的东侧,而纬向轴线位于其南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模型的实证北大核心CSCDCSSCI

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客观地评价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识别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GML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及其构成进行计算,并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识别沿线国家整体及各类别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①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较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沿线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2008年左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自2011年起,除低收入国家之外,其余类别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已开始逐渐上升。③自2008年起,技术进步已经取代技术效率,成为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④经济发展水平与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⑤科技水平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对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以出口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为主的国家其对外开放水平与可持续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除了低收入国家,从沿线国家整体来看,能源结构对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存在积极作用。最后针对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当如何面对和应对沿线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页岩气压裂返排液处理技术进展及前景展望

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正在改变着国际能源市场格局。美国的页岩气储量大,工业开发起步早、时间长,在开发技术方面领先优势显著。由于页岩气储藏的特殊性,在开发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高盐度、组成复杂的压裂返排液和产出水,处理难度大、污染严重。返排液和产出水的处理通常需经过三级处理流程,依次去除水中悬浮物、压裂液残余成份、浮油和钙镁等二价离子,最后完成脱盐达标排放或回用。目前,我国页岩气产业刚刚起步,学习借鉴美国已成熟并且市场化的技术和设备,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发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基于PDI指数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方向及成因

以人均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利用尺度方差、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对2000~2014年期间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方向性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县级尺度方差最大,市级次之,区级最小,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22000~2007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度不断增大,2007年以后逐渐缩小;3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以2007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总体上趋于缩小,核心与边缘的差异趋势与中心与外围基本相同;4历史基础、经济区位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和扩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经济全球化水平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区域发展策略的调整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能源类型的中国反弹效应测算及其分解

能源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效改进所引起的能耗反弹问题已成为能源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复合能源维度探讨反弹效应的不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引入反弹效应测算模块的中国静态CGE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能源效率改进的节能效果和反弹差异,并将其在生产侧和消费侧进行分解。在分别提高所有生产部门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和二次能源使用效率两种情景下,我们发现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带来的能源节约也更多。就反弹效应而言,两种情景的反弹效应在9.6%-27.9%范围间,但提高一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效应要普遍大于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带来的反弹。这意味着,能效改进的能源类型选择将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反弹效应在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分解则显示,生产侧的能效改进会刺激消费侧能耗增加,而且来自消费侧的能耗增加在二次能源品种的反弹效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成品油和燃气。综上,我们认为不论从经济表现还是反弹效应来看,提高二次能源使用效率都是比较理想的能源类型选择,这是以往研究未曾注意到的。同时,由于反弹效应的存在确实降低了能效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在制定能效政策时可通过对冲能效改进带来的能源服务价格下降来减缓能耗反弹。引导和规范居民的用能观念和用能行为也是减缓反弹效应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一点对能源需求远未饱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环保约谈对政策执行“中梗阻”的疏通机制研究:以临沂市为例

"约谈"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机制,旨在通过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来疏通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与一般"硬性"的法律行为不同,约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以行政级别较高的"条"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块"进行诫勉和警示为主。本文以《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为参照,阐释了环保约谈的内涵、优势、适用条件以及结构与流程,并以环保约谈后临沂市的治霾行动为案例,分析了环保约谈的作用机制,即通过增强上级环境部门的行政权威、弱化同级政府的非法干预,调整政绩考核的激励结构、重塑政府的责任体系,增强社会认同、塑造政策执行的良好环境等方式疏通了政策执行的"中梗阻",使环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最后,本文在肯定环保约谈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在法律依据、科学与民主决策机制、激励性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制度间的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利用Triolein-半渗透膜采样技术测定淮河水中的有毒有机污染物

利用 Triolein 半渗透膜采样技术 ( Triolein SPMD)采集了淮河信阳、淮南断面水样 ,测定了采样器中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取代苯等有毒有机污染物浓度。污染物在 SPMD酯中高浓度富集 ,使其定性和定量更加容易和准确。根据SPMD酯 水分配平衡理论 ,进一步估算得到目标污染物在水中的平均浓度。本研究证明 Triolein SPMD技术可用于水中多氯联苯、多环芳烃、取代苯等污染物的采集和定量分析 ,可在我国的优先污染物监测、控制工作中发挥作用。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