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毒重金属"实施2种总量控制监管方式的利害分析

首先,必须明确认定：对第一类污染物实施《源头总量控制》是污控执法和促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保证条件.这种监管方式自2008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公布以来,更具有其切实实施的可行性.《源头总量控制》与《水环境总量控制》两种监管方式既是各自独立、缺一不可,又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目前一些地方的规划管理者模糊和混淆了两类污染物和两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笼统以《水环境总量控制》来监管所有污染物,丢弃了《源头总量控制》,使本应严加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丧失了控制第一类污染物的能力.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88）中第一类污染物的水质指标与我国实际的水环境背景值有很大差距,存在着＂放宽允排量＂和＂价态转化引发危害＂的问题;以一个10 t电解铅的企业为例,证明两种监管方式的铅允排量相差甚大.总之,把第一类污染物与第二类污染物统一实施《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将带来众多的危害,应当严格实施《源头总量控制》与《水环境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监管方式.     

农药行业污染场地挥发性有机物释放能力及其评价方法研究

为了研究农药行业污染场地典型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释放能力,选取3个典型退役农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顶空微萃取和GC-MS法检测了污染场地中典型的VOCs种类,分别采用静态箱法、动态箱法和顶空法评价了场地土壤的VOCs释放能力.结果表明,所有采样点位共识别出215种VOCs,根据出现频率和VOCs特性从中筛选出了...     

新时代天津市工业园区绿色发展策略研究

本文研究了天津市工业园区发展沿革和经济环境绩效,分析了2018—2020年园区“围城治理”措施及成效,识别新时代园区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最后提出策略建议。研究发现：天津工业立市特征突出,工业园区更是主战场,曾为全国园区的发展起到重要带头作用。园区“围城治理”较好地解决了存量土地、环境等问题,开启了天津园区发展新阶段。天津市工业园区绿色发展仍面临基础薄弱、驱动力减弱、保留园区与被整合园区协同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清晰等挑战。研究提出三项建议：一是立足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功能定位,提升园区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加速科技创新资源及高端创新要素向园区流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协同配套能力,激发园区科技创新动能。二是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全市强化园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分区分类制定园区跨越式发展策略并完善考核机制,开展绩效评价动态优化。三是以园区能源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化和数据驱动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为抓手,深化园区转型发展,提升产业能级。     

脱硫石膏对酸化森林土壤短期修复效果的研究

以电厂脱硫石膏为修复剂,选取重庆铁山坪地区典型的酸化森林土壤为修复对象,进行了为期1 a的修复效果研究.对不同土层土壤溶液pH值、主要阴阳离子和重金属浓度的动态变化展开观测,并对土壤和脱硫石膏的重金属含量进行分析,以评价脱硫石膏的修复效果及存在的风险.结果表明,与对照样地相比,修复样地各层土壤溶液Ca2＋和SO24-的浓度随时间依次升高,pH值也略有上升,且年均n（Ca）/n（Al）摩尔比从2.16、1.35和0.88升高到2.58、1.52和1.12.土壤溶液中As、Cu、Cr、Ni和Zn的浓度并未检测到明显上升,只是Cr、Ni和Zn在土壤上层出现了轻微富集.脱硫石膏的处理对酸化土壤起到了改良作用,且未造成土壤溶液重金属浓度明显的升高,但重金属在土壤层的积累会造成潜在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电力部门的生物质能源技术部署战略研究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将提高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电力部门是我国能源系统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而生物质能源技术在电力部门的部署对于推动实现碳中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本文针对三类生物质能源的发电技术,包括生物质直燃/气化发电、生物质耦合发电、生物质与碳捕获封存技术联合发电,分析了技术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并从技术可行性、资源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环境影响等方面评析了其在推动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可行性。同时,结合碳中和愿景下电力部门的减排要求及对相关技术潜力的最新研判,对生物质能源技术在我国电力部门的部署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无废城市”建设推进政策及措施的国别比较研究

“无废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应对城市固体废物（以下简称“固废”）管理挑战的国际趋势，我国也启动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本文介绍了国际“无废城市”实践的背景和发展趋势，对我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无废城市”相关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对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废城市”的推进政策与实施措施存在国别差异，我国的“无废城市”采纳了“问题导向”的推进策略，而高收入国家则是“目标导向”。最后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树皮配比对污泥生物-物理联合干燥中试的影响

污泥生物-物理联合干燥技术具有停留时间短、能耗低、减量显著等优势。研究利用自主研制的污泥生物-物理联合干燥反应系统考察了脱水污泥:树皮分别为5:3,7:3和9:3时,污泥生物-物理联合干燥过程中温度、含水率等参数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污泥温度随干燥时间的延长先增大后减小,含水率随反应时间延长逐渐降低。当脱水污泥:树皮的比例为7:3时,污泥温度迅速升高,在48 h达到3组辅料配比最大值59℃,而后迅速降低,经过168 h处理后含水率从78.6%降低到60.9%,获得水分去除率的最大值57.6%。向脱水污泥中添加适量树皮,能提高其生物-物理联合干燥过程中污泥温度,增强水分去除效果。     

苏州古城区域河道碳氮磷类污染物的分布特征

苏州是水质型缺水城市,节水、减排、控源和截污等工程实施后,水质问题依然严峻.为了解苏州古城区域河道中碳氮磷类污染物的总量及分布特征,提出河道疏浚决策依据,于2019年春季在苏州古城区域采集了20个代表性断面的河道底泥和水体样品,测定了河道底泥的深度,分析了河道底泥和水体样品中碳氮磷类污染指标的含量,评价了河道底泥和水体的污染程度,并预测了换水、引水、降雨和疏浚情境下水质的变化.结果表明,苏州古城区域河道底泥深度在22~1025 mm之间（均值为266 mm）,底泥总质量约为5.2×10⁵ t.底泥中总有机碳、总氮、氨氮、总磷和有效磷平均含量分别为3.4%、2074 mg·kg^-1、140.2 mg·kg^-1、1765 mg·kg^-1和57.2 mg·kg^-1,属中度污染,总磷含量超标点超过90%,环城河污染程度最高,建议优先疏浚.水体中总有机碳、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凯氏氮、总磷和磷酸盐平均浓度分别为7.8、0.6、13.1、2.5、0.643、1.3、0.18和0.09 mg·L^-1,属重度污染,为劣V类地表水,总氮浓度严重超标.基于沿程碳氮磷类污染物总量的分布情况,苏州古城区域河道疏浚推荐顺序为环城河、古城北部河道、干将河和古城南部河道.降雨情景下,初期径流污染物浓度高,将导致河道水质急剧下降;换水和引水情境下水中总氮总量均减少0.2 t,完全疏浚后水中总氮总量分别进一步减少4.58 t和2.19 t.底泥磷以外源输入为主,可受纳部分水体中的磷,故疏浚后,水体中总磷总量可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