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体协同治理下茶农绿色生产绩效

多主体协同治理对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为例,采用DEA-HR模型分析地理标志保护多主体合作博弈及协同绩效.结果 表明:现阶段地理标志保护主体(监管部门、茶厂、茶农)合作不完全;保护主体协调度仅为0.64,处于"初级协调发展型"阶段,茶厂与茶农成为拉低整体协调度的短板;进一步运用门槛模型揭示茶厂与茶农协调度低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部门的质量检测强度弱、茶农的品牌了解程度低,同时测出茶厂与茶农的经营规模存在门槛效应.为提高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绩效,政府应协同其他主体强化农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地理标志保护宣传力度,构建以市场监管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地理标志保护主体协同治理策略.     

西安市表层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含量与构成

通过在西安市三环内6个功能区布设62个采样点,采样分析其表层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PAEs)质量比及其构成特征。结果表明,西安市表层土壤中DMP、DEP、BBP、DnBP、DEHP和DnOP平均值分别为0.188 mg/kg、0.187 mg/kg、0.091 mg/kg、4.174 mg/kg、6.122 mg/kg和0.188 mg/kg,6种PAEs总质量比(∑6PAEs)范围为1.54 mg/kg^153.17 mg/kg,平均值为10.95 mg/kg。6个功能区∑6PAEs从高到低为交通区>工业区>混合区>公园>文教区>住宅区。与其他城市表层土壤中PAEs值比较发现,DMP处于高水平,DEP、DnBP、DEHP和∑6 PAEs处于较高水平,BBP和DnOP处于中等水平。     

产业结构演变的流域水环境响应研究——以社渎港流域为例

以太湖15个入湖河流之一的社渎港为研究对象,利用社渎港流域的水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工业企业污染排放调查数据、环境统计数据及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社渎港流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进行了诊断,并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探讨了产业结构演变对水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工业污染总体上得到了较好控制,其中屺亭街道的工业污染排放最为严重;城乡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是研究区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城乡生活污染对COD和氨氮入河量的贡献率较高,分别为46.59%和60.55%,农业面源污染对TN和TP入河量的贡献率突出,分别为64.05%和76.50%;研究区产业结构与钱纳里三次产业结构模式(产业结构合理程度的参照标准)的Hamming贴近度从2001年的0.83下降到2007年的0.77,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不合理程度逐渐加剧;研究区第一产业对TN和TP入河量的影响最为显著,第三产业对氨氮和COD入河量的影响最为明显;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减轻研究区的水环境污染状况,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应为降低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及增加第三产业产值比例。     

区域经济重心及 COD、SO_2、TSP排放重心演变路径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重心模型,采用1996~2006年江苏省经济和环境数据,计算出各年份GDP、工业产值、COD、SO ₂和TSP排放重心坐标,揭示江苏省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排放重心变化轨迹及演变规律,以期为江苏省环境宏观战略决策及生态省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表明,经济重心总体上向东南方向偏移,GDP重心偏移距离为14.81 km,工业产值重心偏移距离为12.84 km;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偏移程度大于东西方向的偏移程度。环境污染排放重心也向东南方向偏移,COD和TSP排放重心轨迹呈现较大变化,SO2排放重心轨迹变动较小;COD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79.26 km,SO₂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15.73 km,TSP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42.24 km;各污染排放重心轨迹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COD、SO₂和TSP排放重心相对于经济重心偏向于西北方向,且COD排放重心近年来明显趋向于工业产值重心;COD排放重心和TSP排放重心与经济重心存在着强正相关.     

天津地铁1号线轨道减振措施应用及效果

介绍了地铁运行振动对环境的影响,概述了目前国内常用的轨道减振措施。结合天津地铁1号线实际工程情况分析了减振措施及效果。     

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构建的研究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大气污染物排放已经成为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建立方法,即从机动车车况调查着手,掌握研究区域机动车基本情况,然后通过实洲或排放模型方法确定机动车排放因子,配合道路状况的调查,建立宏观、中观或微观等不同尺度的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另外,在整个排放清单建立过程中设置数据来源质量保证,选择合适的不确定性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探讨每个步骤中目前所采用的方法和存在的问题,以拓宽刚涉足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方面研究者的思路.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不同种植方式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差异及污染控制研究

采集了陕西地区不同种植方式的瓜果类、叶菜类蔬菜样品,研究了其中各种农药的残留情况,并分析了农药残留对环境的污染及其控制措施。结果表明:露地种植蔬菜与设施种植蔬菜相比,无论是农药残留检出率还是超标率都略高,两者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分别为42.0%、36.5%,超标率分别为12.0%、8.2%;叶菜类蔬菜与瓜果类蔬菜相比,无论是农药残留检出率还是超标率都较高,两者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分别为52.6%、29.6%,超标率分别为17.3%、5.4%;设施种植的瓜果类蔬菜和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基本接近,而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率明显高于瓜果类蔬菜,露地种植的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都远高于瓜果类蔬菜;设施种植蔬菜与露地种植蔬菜相比,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毒死蜱、三氟氯氰菊酯和氰戊菊酯的残留检出率更高;瓜果类蔬菜与叶菜类蔬菜相比,毒死蜱、甲氰菊酯、三氟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的残留检出率更高;叶菜类蔬菜的农药施用浓度较高,施用农药后要间隔一定时间后再上市销售,并应采用更科学的施药方式,以减少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和降低对环境的危害;一方面要开发并积极倡导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无公害农药,另一方面则要开发能够高效、快速降解残留农药的物质,同时还要进行农产品的清洁生产,以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并降低环境中农药的残留危害。     

西北地区水环境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文章分析了西北地区目前水资源现状、水资源质量状况和开发利用等情况,并对水资源供需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根据西北地区水环境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构建西北地区水环境安全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微生物在城市污水处理中的新应用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对于污染物的处理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城市三废一直以来都是困扰环境治理的难题,城市废水的处理也已经从直接地下排放至江河湖海转变到化学处理和物理沉降再到现如今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治理。其中利用微生物的特性对有害污染物进行降解是目前应用比较多也比较成熟的技术。本文对我国利用微生物进行城市污水治理的方式方法进行总结,并提出微生物处理污水的新方法和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