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质生物毒性在线监测技术研究进展

从生物分子、细胞、个体、种群和群落水平,系统介绍了国内外研发的水质毒性在线监测技术,归纳分析了各种技术的特点及应用,并提出了其发展前景与趋势。     

天然硅藻土作为吸附材料处理渗滤液的效果研究

利用天然硅藻土在静态条件下对垃圾渗滤液中的氨氮和COD的吸附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天然硅藻土对于氨氮的去除效率只有14．1％;但对COD的去除效率可以达到70．1％;天然硅藻土对于COD的饱和吸附量和吸附速度明显高于其对氨氮的饱和吸附量及吸附速度;在平衡浓度相当高的情况下,每克硅藻土具有吸附65．31mg COD的极限潜力。     

我国生物质废物污染现状与资源化发展趋势

我国的生物质废物具有产生量大、可降解有机物含量高的特点,如果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利用,不但能减少污染,还将会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短缺的现状。介绍了我国生物质废物的污染现状及生物质废物资源化的主要途径,指出我国生物质废物资源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的发展方向及发展对策。     

日本汽车行业加大环保研发投入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汽车行业在环保领域的资金投入状况分析,明确了其加大环保研发投入,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公益责任双赢的发展方向.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针对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建议.     

权力重构、社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当下中国的环境抗议呈现一系列"中国特色",表现在:当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形成以市场攫取为主要根源时,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以市场为主要对象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以国家为主要对象;当其他地区的环境抗议表现为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独立表达诉求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表现为向政府呼吁环境诉求;当其他地区表现为以积极主动的进取型抗议进行环境问题协调的时候,中国的环境抗议多作为消极的回应型抗议。环境抗议的特色与环境问题的形成逻辑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结构中,市场强势、权力错位与社会弱势。环境利益相关主体间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系统性的环境危机。重构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系统平衡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推动社会的生产。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公民社会的设想难以实现,而从生态政治学出发,吸收卡尔·波兰尼的社会反向运动思想,借助国家权力系统的重构,反过来规制国家权力的谋利取向与自律性市场的逐利本性并最终打造能动社会成为可供借鉴的思路。能动社会的发育以国家系统为依托,统合多元主体的利益,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并最终实现国家-市场-社会的系统平衡。经由能动社会推动社会生产并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思路,可以为解决中国情境中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供启发。     

烟气脱碳技术进展

介绍了吸收法、吸附法、低温法、膜分离法回收烟道气中CO2的研究和应用现状,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了适用范围。     

污水处理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悬浮载体研究进展

介绍了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MBBR)中悬浮载体的种类和特性,讨论了对其性能的影响因素,总结了当前悬浮载体改性技术及性能评价的方法,并对后续研究提出了建议。     

投影寻踪在棉纺织作业环境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为预防棉纺织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件或职业病,利用投影寻踪研究棉纺织企业作业环境综合风险。通过对棉纺织企业作业环境特点及危害的实际调查,选取噪声、粉尘、微气候和照明等4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构建棉纺织企业作业环境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投影寻踪和遗传算法确定指标的权重,建立棉纺织企业作业环境风险评估模型;用该模型综合评价中南地区某棉纺织企业生产车间作业环境风险。研究表明:该企业前纺车间属轻度危害作业,细纱车间属中度危害作业;用该方法能够实现多因素棉纺织作业环境风险评估。     

流量分布系数对低压热释放速率测量的影响

热释放速率是反映火灾规模的重要参数,但高海拔低压地区可燃物燃烧的热释放速率测量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为此,引入烟气管道流量分布系数,并对其进行低压修正,基于耗氧原理分析了低压条件下可燃物燃烧的热释放速率测量原理,提出了低压燃烧热释放速率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搭建了低压燃烧舱模拟高海拔低压环境,开展了不同静态低压条件下的正庚烷池火试验,并对烟气管道流量分布系数与不同的静态环境低压进行线性关系、指数关系等拟合,发现试验工况压力下的流量分布系数与响应的环境压力呈指数函数关系,且拟合度高达97.2%。采用指数函数关系并根据能量守恒对试验测量出的低压热释放速率进行修正,误差不超过5%,表明该方法可行。     

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受舆论关注的问题,对事态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事件影响的评估是最为亟需的。本文系统分析了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去气候化"政策,以及其退出《巴黎协定》的主要动因和可能形式,同时量化评估了这些内政外交的"倒退"对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以及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实质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变化的对策和建议。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能源政策根植于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利益动机,随着特朗普"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如果不考虑中、高危气候政策,美国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也仅能相对2005年下降11.0%—14.9%,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同时,特朗普政府拒绝继续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义务,将有可能导致绿色气候基金拖欠资金总额上升117%,并进一步挫伤全球低碳投资的信心。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将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并不可避免地造成减排、资金和领导力缺口的持续扩大,也不排除后续会出现消极的跟随者,整体进程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充满期待,但中国仍应审慎对待,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战略,而不应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对各种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说法保持清醒头脑。在今后气候谈判中,美国仍有较大可能会二次"要价",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压力依然不容小觑,中美气候关系需要再定位。